名人党史故事汇编（8篇）（全文38311字）

名人党史故事汇编（8篇）

目录
1.成建军 3
2徐贯之 3
3.嵇直 5
4.革命烈士曾玉良 7
5.武工队长朱秀清 8
6.甘泉县长许言希 9
7.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 11
8.北湖军民抗日烽火 14

成建军
　　　　成建军(1918~1949),原名成勤,革命烈士。民国7年生于湖北省阳新县杨林乡文宣村。民国20年,13岁的成建军参加儿童团并担任大队长,次年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书和青年队长。
　　　　民国23年,成建军参加中共工农红军,在鄂东南红三师迫击炮连任司号员。民国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班长、排长、连长。皖南事变后辗转回到新四军六师师部,担任教导大队二队队长。不久,六师奉命渡江北上,开辟江(都)高(邮)宝(应)抗日根据地,成建军先后任高邮团作战参谋、苏中二分区特务营营长、宝应独立团团长等职。他善于指挥战斗,不断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成建军又是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头脑敏锐,口才流利,讲起话来神采飞扬,通俗易懂,战士们都喜欢听他作报告。
　　　　民国38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担任华东警备七旅二十一团团长的成建军,奉命率部歼灭盘踞在扬州城南施家桥据点的守敌,并担任主攻。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经过猛烈攻击,敌人妄图突围逃窜。4月8日,他立即命令全团总攻,并走出指挥所,亲自指挥和带领部队围歼敌人。刚踏上卞家庄大圩,被一流弹击中胸部,急送扬州抢救,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不幸以身殉职。成建军牺牲后,扬州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遗体安葬于扬州革命烈士陵园。
　　　　
　　　　
徐贯之
　　　　徐贯之(1901~1960),江都县扬子桥南花园庄(今邗江县施桥镇扬子村)人。清光绪二十七年一月(1901年2月)生。20年代初于上海大同大学肄业,后在扬子桥经营盐业。1928年参加农民协会,任干事。1935年,参加农村经济研究会。1938年,参加农民自卫组织红枪会。1942年,中共湖西工委在施家桥、扬子桥一带开辟工作,徐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做秘密工作。党组织批准他任伪扬子乡自卫团长(3个月)、伪乡长,并以帮会中收徒弟等的方式进行活动,“一炉香”(青帮)徒弟,以公开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反顽斗争。
　　　　1943年3月,新四军军部参谋第二科设杨庙情报站,决定将水上情报点选择面向运河一线的扬子桥徐贯之家。徐贯之及时把女儿所记的敌船数、人数、装备、走向等情况,密报杨庙情报站。当年夏,徐贯之奉命冒险带领10余名门徒赶至横沟桥公路沿线,破坏敌人镇扬通讯电杆一华里许,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年冬,新四军二师参二科情报站长许思潮、侦察参谋戴晓良(徐良)在徐贯之家了解日伪动态。此时,突然国民政府江都县县长张济传和4个警卫人员也来到徐家。面对险情,徐贯之镇定自如,机智应付,使许、戴二人安全脱险。扬子桥桂花庵驻有伪自卫团,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敌,徐贯之受命摸实情况,于1944年初夏,由三河区队一举歼灭伪自卫团。
　　　　每当新四军夜晚途经扬子桥,徐贯之都及早把夜膳安排停当,让部队饱食之后,及时向目的地行进。日伪对解放区进行物资封锁,徐贯之花费许多心血,多方通过关系,到镇江、无锡购买西药、布匹、电器、罗纹纸等,并找可靠民船绕道转送解放区。淮南与上海间设有新四军的秘密交通线,常有负责干部经三汊河一带过往。1944年,苏南根据地中共负责人陈光从江南赴淮南根据地,徐贯之奉命与他人合扮成油贩,将陈光安全送达目的地。1945年夏末,徐贯之按中共仪扬县委通知,星夜赶赴敌区找可靠关系,将一位负责干部送到镇江火车站上火车。
　　　　国民政府江都县县长张济传名为抗日,实际上勾结伪军顽固反共,在扬州宝塔湾南黄巷设电台收集解放区人民抗日情报。仪扬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除掉这个电台,让徐贯之承当内线。1945年农历五月十八日(6月27日)深夜,10余名武工队员包围敌电台住处,徐利用与张济传的“关系”,以暗号敲门进入,未费一枪一弹,缴获电台全部器材、文件、密码及电稿,并俘获顽台长夫妇。至此徐的身份暴露,全家被组织安顿至抗日根据地。
　　　　徐从此公开参加革命工作,任仪扬县三河区副区长,兼镇扬大队长。不久,调任甘泉县古井区区长。1946年7月,全家7口奉命北撤,初到山东,再经渤海至东北,徐任东北赛马县政府秘书。以后南下,历任安徽省桐城县邮电局长,皖北电信指挥局秘书科长,皖北水产公司洪泽湖分公司经理,安徽水产公司安庆分公司经理,安徽省农林厅水产局秘书等职。
　　　　1958年徐被错定为反革命入狱,1960年10月26日,含冤去世。1962年10月31日徐被甄别平反,恢复其名誉和党籍。
　　　　
　　　　
嵇直

　　　　嵇直(1901~1983)名嵇元茂,号泽全,曾用名栾宝亭。祖籍是扬州东乡严家桥河东永镇乡束家庄(今邗江县杭集镇裔庙村束庄组),清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1900年3月18日)生于江苏镇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幼时在乡间读私塾,宣统元年(1909年)入丹徒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16年到扬州美汉中学(教会学校)读书,1917年担任该校学生自治会会长。五四运动时期,嵇直在扬州、镇江积极发动学生运动,带领同学游行、罢课,宣传抗日爱国思想,曾任扬州学生联合会委员、专任检查员和交涉员,负责查处日货和与商会协调行动。嵇直还担任驻瓜洲镇扬商学联合会食粮检查委员会书记。因在校外组织同学发动学潮,查抄、抵制日货,被校方以领导非基督教活动为名开除。回到镇江后,与进步青年陈斯白、柳健、杨公崖等组织“己未星期演说会”揭露时弊,宣传改革。1920年进入苏州东吴大学读书,一年后又因从事进步活动被开除。回到镇江,与陈斯白等发起创办《新镇江周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20世纪20年代初,嵇直到上海进入东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读书时,组织学生自治会,担任会长。他领导同学驱逐只顾赚钱,不重视教学质量的市侩校长,请来于右任。此事受到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注。1922年3月,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派到沪西从事工人运动,开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1924年夏,和孙良惠、徐玮等组织“上海小沙渡沪西工友俱乐部”,嵇直任秘书。此期间嵇直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第四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4年9月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6月奉调回国,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上海小沙渡、引翔港部委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继续和刘少奇、李立三、宣仲华等在一起从事工人运动,曾担任国民通讯社记者,在《国民日报》“觉悟”专栏发表关于工人运动的报道文章。1926年再度被派往苏联,到远东地区培训由国内派去的党的基层干部。1928年12月经联共中央批准正式转为联共(布)党员。此期间,他除了任海参崴苏维埃党校教员外,还先后任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运输工人秘书处机关报《中国赤色海员周刊》主编、伯力远东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教员,兼任吴玉章主任的教学秘书。1932年,应召到远东红旗军司令部和远东国家政治局联合成立的保卫处工作,成为一名红军中尉军官。
　　　　1934年,为制止国土分裂和做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第三国际和苏共中央派遣嵇直化名栾宝亭,与俞秀松、任岳、郑一俊等赴新疆工作。嵇直在新疆先后担任哈密行政区保安局中校副局长、南疆边防军事法庭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公署和省政府交通处长、新疆青海电政管理局局长、新疆省政府联络部人民委员、民族委员等多项职务,为新疆的治安和通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后因在“西安事变”中自觉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被盛世才软禁后驱逐。1937年再赴苏联。此后参加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苏联卫国战争,先后获得过劳动优秀勋章、战斗勇敢奖章、战胜法西斯德国奖章、红星勋章、苏军建立30周年奖章等,并多次获得褒奖。他也曾因遭陷害而在肃反扩大化和清党运动中被开除党籍,解除公职,后因周恩来亲笔证明,才免遭进一步迫害。
　　　　50年代因伤残退休,他积极从事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是苏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成员,曾参加翻译《毛泽东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令选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成就选》,校阅《茅盾选集》、鄂山荫博士主编的《华俄大辞典》,以及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等等。
　　　　1955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返回祖国。回国后,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审查,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蔡畅、陈赓等证明,恢复其中共党籍,确认其革命历史。他先后任公安部和农业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和内务部副司长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妄加种种不实之罪,入秦城监狱七年多,“江青反革命集团”垮台后才得到彻底平反,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月3日在北京病逝。
　　　　
　　　　
革命烈士曾玉良
　　　　曾玉良,原名曾玉柱,1886年3月25日出生于扬州邗江槐泗荷花村曾庄。家境贫苦,1906年到湖北汉阳兵工厂当工人,1914年考入江岸机车厂。1921年9月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1922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曾任交际干事。次年1月5日,改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时,任工会委员,因其勇敢坚定,又擅长武术,被选为纠察团副团长。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隆重举行成立大会,遭到了反动军阀吴佩孚及北洋军阀的阻挠和破坏,总工会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并定于2月4日举行京汉铁路大罢工。在曾玉良的带领下,工人纠察团迅速组织赶制木棒,准备自卫。2月4日,一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罢工于上午9时从江岸开始。在罢工期间,他带领纠察团负责维持罢工秩序,保卫总工会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2月7日下午,罢工进入生死搏斗关头,帝国主义分子伙同军阀镇压工人。在这危急情况下,在林祥谦的指挥下,曾玉良果断地带领纠察团奋勇迎敌,与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他凭借着自己的武功、用齐眉棍击倒了一个个敌人,后来又抱着一个敌人撕打起来,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向他射来,不幸中弹牺牲。曾玉良牺牲后,武汉地区地下党组织和江岸分会将其收殓,在其四弟曾玉隆等人护送下,从武汉水运到扬州六圩码头,再抬回到槐泗乡荷花村老家悄然安葬。
　　　　
　　　　
武工队长朱秀清
　　　　朱秀清,又名张政文,1917年出生于江都县花荡乡孙家庄的贫苦农民家庭。朱秀清八岁那年,家乡遭受灾荒,随父一家逃难到新洲大乾丰(今邗江头桥镇)。朱秀清因家境贫寒,13岁才进私塾读书,后因缴不起学费而辍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朱秀清失业回家务农,耳闻目睹日寇铁蹄践踏国土、地主恶霸横行乡里,血气方刚的朱秀清胸中燃起反抗复仇的烈火。1938年9月,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武装开辟新老洲,新四军在这里团结带领群众打击日伪军,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1942年2月,受党教育熏陶,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朱秀清参加了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历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江都河南武工队指导员、副特派员、江镇武工队队长、江镇工委军事科长等职。期间,他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发展进步力量,带领农民开展“二五”减租,进行反霸、锄奸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秀清奉命留下坚持斗争,1948年春,任敌后武工队队长。在朱秀清的带领下,武工队神出鬼没、昼伏夜出、声东击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斗争,相继处决了多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反动分子和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也引起了敌人对朱秀清的恐惧和仇视,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谋害朱秀清同志。他们一方面搜集武工队活动情报,掌握朱秀清的动向;另一方面派遣特务打入我武工队,以期里应外合,伺机而动。1948年9月13日,朱秀清带领部分队员执行任务时,遭到埋伏在韩小圩的敌人袭击,头部、腿部等多处中弹而壮烈牺牲,时年31岁。
　　　　
　　　　
甘泉县长许言希
　　　　许言希原名许延熙,安徽嘉山县嘉山乡人,生于1912年4月15日。1930年,许言希靠堂兄许言英资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高中部。毕业后,返里谋业,先在来安县的小学校任教,后到古城等地做家庭教师。
　　　　1939年冬,新四军五支队司令部驻在来安的冯郢、苏郢一带,领导群众向富裕户开展借粮斗争。谈判时,地主冯贻安讨价还价,一时形成僵局,这时,正在冯家做教师的许言希出面调解。借粮斗争谈判成功,农民每人借得了二斗粮。许言希因此在群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冯郢建立农民抗日协会时,他被选为理事长。通过农抗会的活动,许言希广泛地接触和团结群众。1940年夏,新四军五支队党组织批准他入党。1941年4月,许言希被选为淮南津浦路东八县(即盱眙、嘉山、来安、天长、高邮、六合、仪征、宝应)农抗会副理事长。为了在农民中培养抗日骨干,他主持举办了农民培训班。农忙时,他亲自带领学员到盱眙一带帮助农民夏收。白天跟农民一起劳动,晚上跟学员一起谈心。
　　　　同年夏,许言希调至淮南津浦路东第一直属区任区委副书记,1942年5月任区委书记。1943年3月,路东地区实行精兵简政,盱眙、嘉山两县合并为盱眙办事处,许言希就任办事处主任兼盱嘉支队司令。同年4月,老子山区发生了毕玉峰暴乱事件。毕勾结日伪,网罗土匪,组织维持会,妄图打掉区委之后投敌。我区武装力量迅速反击,很快平定了暴乱,活捉了毕玉峰,召开宣判大会,公审毕玉峰的投敌罪行,并宣判主犯毕玉峰等人死刑。
　　　　1944年9月,许言希任甘泉县县长。为了进一步壮大武装力量,淮南地区党委决定在解放区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参军运动。根据上级指示和甘泉县委分工,许言希于11月到公道区具体领导这项工作。他在工作中注重深入群众,调查走访,以党的政策教育干部,从思想上启发群众提高抗日救国的认识,使爱国青年自愿报名参军。有一天,他到柏树乡动员参军,何老太太因舍不得儿子何老六离开自己而哭泣,许言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何母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是人之常情,但母亲一旦有了危难,做儿子的也应为母亲分忧,现在日军侵略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能容忍自己的母亲被人践踏吗?”他又指指自己的警卫员接着说:“小张和你的儿子年龄相仿,他的母亲以国难为重,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抗日。有国才有家呀!”他苦口婆心,以诚待人,使何母终于同意儿子报名参军。由于工作深入,动员得法,不到半个月时间,柏树乡先后就有37名青年自觉报名参军。
　　　　许言希同志在公道区领导参军工作的消息,为敌特情报组长李炳荣获悉(解放后已被镇压)。当时敌人正在极力破坏我参军运动,他们很快拼凑起百余人枪,伪装成新四军,于1944年12月9日晚,由李炳荣带路,窜至柏树乡政府所在地张宰庄,诡称“从后方送信给许县长”,骗取我方副乡长张明良出面接待,又诱惑张带他们到许言希住地孙宝昌家,时已10日凌晨3时左右,许言希开完会刚刚入睡。孙宝昌闻声开门并叫醒许言希。许问是哪一部分?话音未落,敌人夺门而入,闯进许的卧室。许知有敌情,准备持枪反击,却先被敌人的两颗子弹击中,不幸牺牲,时年32岁。
　　　　
　　　　
中共一大代表革命长者何叔衡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光照千秋。
　　　　1876年5月27日,何叔衡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2岁才启蒙入学,读了8年私塾。1902年,26岁时考中秀才。县衙送来请他去管钱粮的任职书,亲友都来祝贺,他却出人意外地拒不赴任为官,宁愿在乡种地、教书。1909年,他受聘到云山高等小学堂任教。他在教课时,经常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立志改革,救国救民。
　　　　1913年春,时已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公立第四师范,后又转入第一师范讲习科一班就读。在这里,他认识了年龄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两人志同道合,长相往来。他们一起谈论时局,一起探讨人生,假期还一起进行农村调查,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成了忘年友。毛泽东对何叔衡办事的热忱和炽烈的感情倍加赞许,常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爆发,何叔衡以极大的热情呼唤民主与科学,全力协助已由北京返回长沙的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推动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他与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与会的13名代表中,何叔衡是一位长者,他比年龄居第二位的董必武还要大10岁。这次会议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一大”闭幕后,何叔衡和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在湖南开展党组织的组建工作。先于1921年10月在长沙成立中共湖南支部,然后在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发展党员,逐步建立支部或党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
　　　　为了培养革命人才,何叔衡和毛泽东等一道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在这里经常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种种问题的讨论,从学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举办各种革命活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1922年9月,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着重培训工农青年干部,何叔衡任补习学校主事。1923年11月自修大学被反动政府封闭后,他又与姜梦周等一起办起了湘江学校。湘江学校继承自修大学传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所党校,曾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其中尤其是农村师范部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大革命时期都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随即发生“马日事变”。长沙驻军何键部许克祥等率兵一千余人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晚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200多人,接着又在长沙附近20多县屠杀革命群众一万多人。在这种局势下,党组织决定让何叔衡离开湖南,转移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到上海后,何叔衡和其他一些同志一道筹办起了聚成印刷公司,对外公开承接业务,对内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报刊。他既是聚成印刷公司的经理,又担任上海互济会的书记。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他胆大心细,沉着机智地对付国民党特务,坚持地下斗争。
　　　　1928年6月,党决定何叔衡赴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他参加了在这里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当时一起参加的学习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等10多位中共党员。学习期间,何叔衡在政治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的同志,政治上是跟何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他完成学习任务回到上海,负责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
　　　　1931年秋,党决定要何叔衡转移去江西中央苏区。他随即秘密起程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瑞金。这时正是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胜利完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苏区一片热气腾腾,何叔衡心情格外舒畅。这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还兼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训练班主任等职。他是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一个重要领导干部,毛泽东的主要工作助手之一。当时,何叔衡和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五位革命长者被称为“苏区五老”,受到大家的普遍敬重和爱戴。
　　　　何叔衡办事认真负责,反对“左”倾错误路线,实事求是地核准了大量案件,救出了好多条人命。在“左倾”路线统治下,他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处逆境之中,仍坚守党性,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
　　　　王明极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2月11日,何叔衡与瞿秋白、邓子秋等一行5人从瑞金附近出发,向闽西转移。其中何叔衡同瞿秋白拟经广东、香港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邓子恢决定留在福建与张鼎丞等坚持游击战争。他们先到长汀县琉璃乡小金村,与福建省委取得联系后,于2月21日开始向永定、上杭一带游击区突围。他们化装成商人和随行眷属,在一个排的保卫部队护送下,昼伏夜行,通过层层关卡。26日黎明时分到达上杭县境内坐落在崇山深处的小迳村,再此休息吃饭。不料他们的行迹被当地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数百名敌人沿着山道向村里扑来。何叔衡等随同护送部队一起突围,但未能打开缺口突出重围,情况万分危急。何叔衡感到自己年迈体弱,不愿牵累大家,就对身边的邓子恢说:“子恢,我不能走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说着就要夺警卫员手里的枪。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这时,何叔衡站在陡峭的山崖边上,便纵身向山下跳去。邓子恢抢上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何叔衡从山崖上跳下去时,被敌人的机枪击中数弹。战斗结束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山崖下发现身负重伤的何叔衡。这两个匪徒从他身上劫走300元港币的公款,而后又举枪杀害了他。何叔衡壮烈牺牲了,他实现了生前立下的“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的誓言。那是流淌着英雄鲜血的1935年,他59岁。
　　　　
　　　　
北湖军民抗日烽火

　　　　(一)
　　　　1939年11月,新四军陶勇(原名张道庸)、梅嘉生,先后率部渡江北上西进。从扬州(江都)过邵伯湖。经陈家沟、方家巷、甘泉山、古井寺,深人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在过甘泉山当夜,第二营、第五营袭击了驻甘泉镇的伪军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连,顺利西进。后奉命合编成立苏皖支队,开辟淮南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淮南是全国十九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而仪征、天长和高邮湖西大片区域,包括扬州西北乡北湖地域,都是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边缘地带,淮南区党委,将这地域划属津浦路东地委领导。
　　　　经过一段时期的秘密工作,1940年4月,建立了仪征县抗日民主政府,下半年,建立了湖西办事处(区级,隶属仪征抗日民主政府)工委书记由石竹兼任,办事处主任由李梦甲(仪征陈家集人,塾师先生)担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日寇遥相呼应。6月,苏皖支队为支援郭村战斗而撤离路东地区。因情况恶化,初建的湖西办事处撤销。当时,日军第十二混成旅团集中日伪军大举进犯,加紧伪化,成立敌工站建立伪政权。叫嚣建成“和平模范区”,湖西地区为敌伪所控制。
　　　　同年,新四军二师四旅、路东分区独立四十一团等部队,在仪征东部开展反点线战斗,打击敌人。十二团二营一部,来甘泉山附近破坏公路桥,切断电话杆线。甘泉山等据点300多日伪军,偷袭新四军陈家集西驻地,新四军战士奋起反击,战斗两小时,敌人溃退。
　　　　1941年9月,津浦路东区党委书记刘顺元(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派敌工部长余纪一以“四县督导员”身份,来湖西地区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通过统战笼络地方实力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变伪化区为抗日民主根据地。但这个地区形势十分复杂:有利的一面是苏皖支队留下了良好的影响,深受群众拥护。不利的一面是敌人重点伪化了这个地区,正所谓“和平模范区”。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和江都县县长张济传与日伪遥相呼应,利用区、乡政要人物,和一支县地方武装在这个地区活动,争夺地盘,阻止新四军进入。根据这些复杂的情况,余纪一同志首先抓住国民党的湖西办事处主任糜光国(原名糜万铭万集乡人),他表面上不干事,实际上与张济传提供情报,后经过教育而停止活动,使张济传失去了耳目。余纪一同志回忆说:开辟新区工作是比较艰巨的,当我跟随一个农民向导到达大仪敌占区,找到关系人李梦甲、陈仁刚以后,几次都是夜间出去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宣传政策,而且要到伪乡保长、伪自卫团长家中宣传。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就能使敌人情报断线。或者大多数汪伪人员为我所用。
　　　　1942年前后,反动帮会——“青帮”在湖西地区极为盛行,这个帮会是一股强大的黑社会势力,敌伪顽都利用这个帮会势力,扬州的汉奸头子里就有好儿个是’‘青帮”的大字辈人物。当地的伪敌人员、地主士绅和社会头面人物等,大都参加这个青帮,当地也有不少群众都拜“老头子”、“干老子”。有些人以为有了保护伞,可以不受人欺侮。为了适应特殊环境斗争的需要。打击这股黑势力,经路东区党委批准,余纪一也组织一个帮会式的“洪门”,专门对付“青帮”。搞“洪门”活动,立一个山头,要有“山、堂、水、香”的“海底”,还要拜“恩、承、保、荐”四大名兄。抗战初期,余纪一在上海发展抗日武装时,曾参加过“洪门”。当时,湖西地区铁牌甸有一个叫王道元(又名王政),是老“洪门”的头子,他表示愿意出力,就请他一起来搞“洪门”组织。为了寓意抗日,他们把“山、堂、水、香”叫做“长白山、忠义堂、鸭绿水、大众香”,意思是打到长白山去,把日军赶过鸭绿江。他第一次开堂时,余纪一是长白山主,称“恩兄”;王道元是副山主,称“承兄”;程震文称“保兄”,李唯知称“荐兄”。公开吸收了几个当地的头面人物。此后,他们利用开香堂,收徒的形式,不但在杨家庙、刘家集、古井寺、公道桥、菱塘桥等地活动,还伸到了敌人据点里,先后吸收了伪乡保长及地方实力派等近千人参加。凡是来“洪门”的拜弟,发给一张印有“山堂水香”海底及“恩承保荐”诸拜兄字样的证件。通过开香堂,收拜弟,广泛地联结了各界人士,争取了几十位伪乡长、自卫团长和一批士绅等地方实力派,还团结了一批知识青年,打击了敌人的社会基础―“青帮”的势力,推动了抗日力量的新发展。
　　　　路北区委书记郑时若同志说:余纪一同志搞的“洪帮”,发动各方面力量抗日,起了一定作用的,有一次他们在龙尾田开香堂,我去参加过,开香堂时,很严肃隆重,宣布的宗旨是抗日,不准敲诈群众,还要宣传抗日:余纪一是堂主,是革命的堂主。现在看起来,当时斗争的多样形式,确是革命的需要。拢络了上层人物和伪方人员,团结了广大群众,增强了群众基础。
　　　　余纪一同志还组织抗日游击队伍,打击亲日势力和特务活动。当时,国民党经常派特务来活动,搜集情报,曾发现一个自称是“普提善道”的道长,湖南人,经常出人扬州的据点,日军哨兵还要向他敬礼。这个人从扬州伪据点,每月来湖西一次,经多方侦察,断定他是个“双皮”特务,决定将他赶走。有一次,他胸前挂着“普提善道”徽章,嘴上留着长须,伪装成一个老道长,窜来湖西,每天晚上,召集当地的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口念所谓的“七字真言”,麻痹群众抗日意志。一天,他在实力派陈玉麒家活动,被我方侦察员抓住,经过审问,他承认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经过严肃的教育,不许再来,要他立下字据,他写了保证书,按上手印后,释放了,以后也不再来了。通过这一事件的处理,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使地方实力派进一步靠拢新四军游击队。
　　　　1942年夏季,一次,新四军便衣队化装成农民,在大仪日军据点不远的地方田间劳动,有意识的将衣物和吃的东西放在田边公路旁引诱敌人,日军果然上钩,正当他们洋洋得意,毫无戒备之时,新四军来了个出其不意,活捉了两个日军,并随时送到师部。1943年7月底,新四军便衣侦察员,在铁牌甸、杨寿坝各抓获一名出来闲逛的日军。湖西工委还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如派周铸(陈德钧)同志打人到伪江苏省粮食局后大楼(原属汪伪中央政府,国民党特务头子李士群系统)那里,还在长江水陆交通要道的十二抒,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配合湖西地区开辟工作。
　　　　(二)
　　　　1942年春,重建的中共湖西工委和湖西办事处(县级机构),余纪一任书记,李梦甲为主任,陈仁刚为副主任。湖西人民抗日斗争有了新的组织领导,工委、办事处召开了伪乡保长会议,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教育他们对敌人只能应付,诚心实意对待新四军,否则就没有好的下场。同时,广泛开展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抗日救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乡村塾师中组织读书会,学习宣传抗口救国十大纲领,相互联络,掌握敌情,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组织民兵,开展武装斗争,打击亲日势力。方法一是抓获,二是教育,三是释放,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工作。在分化瓦解敌人的同时,镇压了几个死心塌地投靠敌人的分子,促进中间分子靠拢我们,警告那些亲日分子不要再做坏事。
　　　　当时,各乡、保长人员和自卫队,都有一些枪支。日本人对这些枪支不放心,防止被新四军游击队搞去,于是,决定要各乡保将所有枪支收缴送给扬州日军司令部。我们游击队得知情报,为了保卫地方,保卫自己,反对缴枪,鼓励不缴枪使乡保长和实力派向我们靠拢。七月初的一天,日本人以检验自卫团枪支为名,趁机收缴枪支,新四军游击队掌握情况后,埋伏在刘家集以北张家洼一带,在独立四团的一个班配合下,袭击了押解枪支的伪军,冲散了伪自卫团,缴获了一批枪支。接着又召开伪乡保长和自卫队实力派人员会议说明日本人收缴我们自卫的枪支,是为了扩大伪军,我们大家不能把枪支给日本人,枪支要送给自己人,要支持抗日。效果很好。当天晚上不少人自动把枪送交给湖西工委,经统计将近百支,工委选了40支送给后方,余则交由办事处组织的一个警卫连,3个排,100多人。加强了地方抗日武装。
　　　　1942年夏秋之间,湖西工委建立杨庙、黄珏、公道等区的民主政权(其中公道区于9月13日在柏树乡宣布成立),在扬州城、十二抒、施家桥等地发展党员10余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和秘密交通线,用以获取敌人情报,护送往返于苏南、苏中的党政负责人和交通员等。施家桥联络站、是江北与苏南、苏中新四军经常联系的一个秘密工作点。扬州北乡9乡自卫团团长郭永泉,他的手下有近百人的队伍。他既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又与国民党江都县长张济传有密切的联系。新四军派员和他联系交涉合作抗日,他拒绝接受。1942年秋,湖西工委武工队在方家巷张庄西部,智取抓获了郭永泉,将他的队伍全部缴了械。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增强地方实力派和进步人士的抗战信心,1943年春,湖西办事处工委先后两次组织爱国知识分子、进步青年和地方实力派到津浦路东根据地参观。参观团受到张云逸、方毅、汪道涵等领导同志热情接待。他们在根据地,亲眼目睹了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发展生产等动人情景,他们深有体会的说:百闻不如一见,真受教育,倍受鼓舞。
　　　　津浦路东地委,所辖水南、湖西工委和办事处。当时湖西工委下辖两个大区。即天扬公路以南为路南区、路北为路北区。路北区包括天长、仪征、江都(扬州)、高邮湖西一部分,人口有六、七十万。天扬公路是一条重要通道。沿线有大仪、甘泉山日军踞点。1943年3月郑时若同志由淮南津浦路东地委派来湖西工委工作,担任路北区委书记、胡坚任区长。路北大队,分为两个连队,戴冰任大队长,罗平任副大队长,郑时若兼政委。
　　　　1943年6月,淮南区党委和淮南行政公署及二师师部决定,将湖西、水南工委合并成立甘泉县委和县政府,并抽调路东军分区警卫营一个连和一个便衣侦察队作为基础,组建甘泉支队,加强对敌斗争的领导和军事力量。胡炜任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司令、政委、余纪一任县委副书记。程震文任县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昭铨,民主人士董筱川任县长。县委成立后,发动组织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和完善区、乡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继续取缔伪组织,废除伪捐税,收缴伪自卫队武器。在这时郑时若任中共黄珏区委书记兼区长。公道区委书记雍慕安、区长徐速之。1944年7月撤销杨庙区。建立甘泉区。区委书记胡炜,区长汪涛。为了加强城市工作,1944年8月,成立中共仪扬县委、县政府,同时将黄珏区南部酒甸、槐子等乡划出,成立槐子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张振中。从1943年至1945年,甘泉县境先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公道区辖境内公道镇、赤岸、柏树、杨寿(一度并人大仪区)乡、新建卡子(今赤岸乡中部)、俞坝乡(今杨寿乡北部)、黄珏区辖黄珏、庙头、捻桥、裔家、方集、方巷、雨膏、三里等乡:甘泉区(一度并人古井、后又划分甘泉)、辖甘泉、姚湾、胡场、杨庙、詹立、张龙、白水、黄竹等乡等:槐子区辖槐子、淮泗、许巷、酒甸、西来、龙尾乡等。
　　　　在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县建有甘泉支队,下辖两个连和侦察队。区署建有武工队,乡有民兵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起到一定的作用。民兵是新形势下一种新的产物,是既搞生产又能拿起武器打击敌人的新的队伍。国民党政府组织保安队,他们见敌人来就溜,对老百姓行敲诈勒索之能事。汪伪傀儡政府,组织自卫团,培植拿武器的汉奸走狗,行的是帮敌人打中国人。共产党人民政权,组织民兵抵抗日本侵略者,打击汉奸走狗,保卫人民生活财产。他们是一支不要粮食、不穿军装、既搞生产又保治安的武装。1944年新春,日伪军200人,奔袭送驾桥。民兵中队长吴广有率领民兵20多人枪,利用圩堤、河套的地形优势,组织人力向敌人射击,打退了敌人。他还经常带领民兵配合县支队在天扬公路各区乡巡回活动,打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为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1940年以后,扬州西北乡,日伪活动频繁,加紧伪化,尤其是集镇上极为复杂。日伪在原国民党第八区北部(公道桥西、北范围),建立13乡(实为7乡)伪自卫团,团部设公道镇,团长张有模,下半年由扬州人徐乃春接任。伪区自卫总团势力逐渐减弱,总团长由公道镇自卫团长李炳荣代职。其时公道镇有两股特务势力:一是孙锡琪(公道镇人),号孙良甫,收徒很多,他与国民党张济传有关系,又与扬州打铜巷3号日军特务机关有密切关系。二是谢叶生(公道人、在顽区公所当过文书)与扬州伪军师长兼物务熊某有直接关系,又是把兄弟,熊某凡来公道大都住在谢家,当时谢叶生在公道镇红得很,大摆香堂收徒近百人,势力超过了孙锡琪。“一槽难容两条叫驴”,孙说谢直接投靠日本人,谢说孙是国民党特务,形成两派争执斗,互有吃掉一方的势头。正在这时,杨长松(公道镇人)网罗了几十个散兵游勇,几十杆枪,在送驾桥东湖干起土匪抢劫勾当,欲回公道老家投靠日本人站脚。1941年冬,带领手下来公道镇时,他先将部下安排在太平街北驻扎,自己来公道,和谢叶生联系,谢答应负责接上关系。可是,有人传言一股土匪来抢劫。这天夜里,有黄栋、准堤(解放后均划归高邮)、柏树、公道四乡镇自卫团联合起来,将杨长松部下的枪械全部缴掉,次日,杨长松得知后,随即又找谢叶生,请他查明此事“谁干的”?谢叶生明知是自卫团干的,他借刀杀人,对杨说:“可能是你三爷(孙锡琪是老三,人称三爷,是杨长松的先生)干的。你应该记得,前向时你三爷找你调人借枪,你不同意。”杨长松信以为真。心里存下杀害先生之心。1942年春一个早晨,7时左右,孙锡琪趁坐独轮车上扬州时,行至公道桥东的路上,杨长松赶上去。出其不意,用手枪将孙锡琪打死。事隔不久,孙锡琪的挚友李兴(扬州人打铜卷3号特务),派人盯稍,不多天,在公道镇西又将杨长松打死。
　　　　1942年秋,胡坚、孙秋棠二同志来公道地区,在原第八区范围之内开展反伪化斗争。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一面开展统战宣传,做伪乡保长和自卫团的工作。当时,公道镇驻有一个伪军中队(一个连),经常向各乡保要钱要粮,干尽坏事。9月间,我公道区署在柏树乡伪乡长贡锡九家召开了一次几个乡的伪乡镇长会议,在讲了民族大义的道理后,提出今后凡日伪军的活动、命令、指令等要向区署回报、违者给予应得处分。在征询意见时,伪公道镇镇长蒋子和发出荒诞怪论“两方都得应酬,贵方要供情报,日伪方也要供情报,若别乡别人先我知我报、请贵方谅解。孙秋荣同志当即予以驳斥,指出:“共产党以事实为根据,不讲有心只有天知。”蒋子和为什么顽固不化,死心塌地公开反对呢?他以为有日本人撑,伪军营能走进走出,伪自卫团团长李炳荣是他的姑表兄,手下有人有枪。他又与驻黄珏桥的江都县保安大队长、伪自卫团长苗章甫有密切关系。1943年秋,伪二十四师一部,进驻公道镇,蒋子和殷勤接待,组织商民欢迎,积极组织民力筑工事,既出主意抓来富户10多个到伪营敲诈钱财坐水牢,又向敌人透露公道区署人员和驻地等。冬季,我方甘泉县政府,集中一部分伪乡保长到根据地参观学习,蒋子和也去了。为了提高他们民族意识,配合我反伪化斗争,绝大部分人员认识有所提高,并表示积极配合民主政权做好工作,按期回到家乡。可蒋子和所犯罪行,经过教育,不思悔改,不愿认罪,经甘泉县政府决定给予他应得的处理。不几天,将蒋子和带至公道镇,召开了近千人的群众大会,宣布了蒋子和的罪状,执行枪决,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日寇不断派遣特务,窜至乡村,搜集情报。酒甸镇北西来庵小镇上发现两个外来医生,一个叫魏鹤鸣,一名叫魏聚华,是父子俩(扬州人),自称不愿忍受日寇凌辱到乡下行医的。他们租用谢玉增家房子开设小诊所,还以赶集到方家巷、裔家集、黄珏桥、公道桥、送驾桥等地设摊以行医为名,与病人拉关系,交朋友,搜集抗日民主政权干部和新四军游击队活动情况。还拉拢黄珏税务所征税员殷、谢二人多次吃喝、交谈探听情况,唆使策反等。当所长刘震传达上级讲话“提高警惕,防止敌特破坏活动”后,殷、谢二人,揭露了魏家父子活动的言行。经回报后,于1943年8月28日晚,黄珏区委书记郑时若和副区长胡茄带领区队几个战士抓获了魏家父子。经审讯,魏鹤鸣交待了参加特务的经过和所犯搜集情报向日军回报的罪行,因他认罪态度较好,给以宽大处理,释放回家,其子魏聚华在事实面前,抗拒交待,按抗拒从严的政策,经上报批准。对魏聚华进行就地枪决,除掉了这个败类。
　　　　胡坚同志与顽县长张济传谈判合作抗日。未能达成。按甘泉县委指示,争取同国民党督导员、原八区区长刘植勤进行谈判,通过刘植勤熟悉的关系人,约定在裔家集西苏家窑一户农民家里会谈。1943年夏,一天晚间,双方代表到齐,刘植勤为国民党代表,郑时若为共产党代表,谈判建立联合办事处,合作抗日,反对伪军进驻。开始谈到打击日寇,刘的讲话吞吞吐吐,态度不明。在谈到地盘时,刘植勤说:“这块地方(指八、九两区)是我们国民党江都县管辖区,不能与你们建立联合办事处,你们应当退出这个地区”。郑时若一听,有点火了:你以为你们是正统,你们失掉的地盘还想不许我们来,义正辞严的说:“我们为了共同抗日才与你们谈联合的,既然不愿联合就着罢,想挤掉我们办不到,你想不承认我们,你不够这一份,你说这块地盘是你的,我说是我们的。”因此,谈不下去而散的。秋季,伪军二十四师驻公道镇后,发现刘植勤虽然在家乡教学,经常去公道伪师部与王晋斋会面,勾勾搭搭。而且他对伪军每天要大量民夫筑土城炮楼工事积极支持。认为,根据锄奸政策精神,刘植勤已构成通日联伪反共罪行,决定干掉他。于是,郑时若派通信员搞了一套伪军服装、冒充王老虎的警卫员。那天下午有区队副排长胡绍清穿着伪军服装,带了手枪,到捻桥刘庄刘植勤家。而后,伪称王师长请刘区长商量要事,刘植勤以为白天,又是一个人,没有怀疑,跟着就走,毫无防备,走了二里路光景,行至一段空地坟堆地旁,对他说明来意,即开枪将刘植勤枪毙。
　　　　1944年春,中共甘泉县委组织部长程坦(即程震文)和中共公道区委书记徐速之,当时春荒,不少贫苦农民缺粮、缺种。于是,发动积极分子向富户借粮,首先向原伪乡长贡锡九商量借粮。这对旧势力派和地主震动很大。可是,有些地龙恶棍竟然出面阻挠,群众竟被吓住。但一批年轻的贫困农民发动起来了,敢于站出来向他们斗争,谈长松的女儿和几个青年随将一个地龙(地方恶势力人物)绑了起来。这一行动使群众看到农民觉悟和力量,经过工作组做动员工作,贡锡九答应,“借粮秋季归还,不得加利,不得逼债”的条件,计借出有百担粮食,解决了一批贫困户的困难。由于这一斗争的胜利,周围各乡农抗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实行增加长工的工资,一律按粮食计算,开展二五减租,减息和借粮济贫的活动,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巩固了乡村基层政权。
　　　　黄珏区发动群众向富户借粮。帮助贫雇农民度过春荒,解决春播种子困难。裔家乡借出稻子的有周正宽、梁在田、朱长生、曹长宝等20多户。黄珏乡有孔广宝、梁玉楼等户。庙头乡有范金龙、曾权祖等,共借出稻谷两万余斤。所借来的粮食、一一借给贫雇农民。好田地区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复堤工程及解决一部分春播秧种困难。通过借粮活动,各乡建立了农抗会组织,还发展壮大了民兵组织。使广大基层干部与群众联系得更加紧密,对反伪化斗争,起到更好的作用。
　　　　(四)
　　　　1941年冬,国民党江都县长张济传带着亲信周秋如(保安局长)和通信员小悦来到公道桥,由原八区区长刘植勤安排住捻桥乡秦家嘴卢文南保长家。不多天,又由九区区长沈金宝(亚民)移住庙头镇上金厚基家。庙头镇东北部是湖荡草滩,西部通公道桥但有河道阻隔,南边三里路是黄珏桥。因湖荡地势偏僻,容易隐蔽,日军很少来此“扫荡”。沈金宝庙头镇人,家家熟悉。庙头乡长吕寿昆,是国民党老党员。还有国民党分部督导金鳌、保长房某,均是庙头镇人。虽然区乡保三级负责人保护了张济传,但他还不放心,又加了两道保险。1942年春,在汤正银家请原保安大队长、伪自卫团长苗章甫吃中饭,交待对他保卫的任务;其次是找来原部下头面人物,结拜同生死、共患难的“把兄弟”。参加者有沈亚民、刘植勤、周秋如、吕寿昆、苗章甫、金鳌、孙润礼(捻桥乡长)、聂永干(三里乡长)、黄珏镇长姜荣等。还有常来拜望的裔家乡自卫团长汪永年、酒甸自卫团长卢益霖、雨膏乡自卫团长卜宝珠及杨祚杰、张国云等。张济传打着“正统”旗号,网罗了一大批区乡人物,搜集情报,自以为占有地利、人和,手下还有苗章甫的一支两面派武装,因而他顽固不化地奉行主子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进行对日寇妥协、勾结,对我新四军限制打击的罪恶活动。
　　　　为遵守国共合作抗日协定。中共湖西工委书记余纪一委派区长胡坚和江鸥、王玉有三人为代表,与国民党张济传谈判“关于共同抗日的问题”。1942年7月的一天,江鸥带着胡坚写给张济传的信来到黄珏桥,但不知张济传住在何处,便决定先找苗章甫交涉,通过他再找张济传,当找到苗章甫的时候,说明来意后,将胡坚写给张济传的信,交给苗章甫请他转交给张,苗也答应保证转到。张济传一伙,自接到胡坚的信后,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现任八区区长马忍及陆占魁等几人,在八区不能存身,逃到九区来了。于是,他委派周秋如、沈亚民分别到东南区域活动,要他们特别的要做好湾头的工作。以便日后作为逃跑的退路。
　　　　10月初,黄环桥和庙头镇上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人们在背地里议论开了,有的说新四军化装到达庙头啦;有的说胡坚来侦察过啦;还有的说游击队这几天夜里来过庙头啦;有的人说得格外传奇,说新四军的大部队开过来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金鳖本来天天在金鹏万的茶馆吃慢酒消遣,这几天听到风声,吓的他缩短吃酒时间,甚至不来茶馆里逗留。张济传心里也异常恐惧,秘密地将电台从庙头司徒庙移到了邵泊湖边一个小单庄上,夜晚住宿也东躲西藏,移动频繁。然而,表面上他在下属前面还装得那么镇静。其实,人们早以猜透了他的心理。
　　　　10月19日上午,张济传、沈亚民、周秋如等在仇学良家中正在策划各地武装力量的编组和经费征筹办法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共产党胡坚、江鸥、王玉有3个人已经到了汤庄汤正银的家中,等着要会周秋如和张县长。”在场的人顿时紧张起来,张济传略加思索的说:“大家不要紧张”。遂面对周秋如说:“秋如,你代表我先去会他们一下,就说我张某愿意和他们会面的”。周秋如生怕张济传对他怀疑,为了洗清自己的身子,忙对张说:“县长,过去我虽然和胡坚相识,现在是各为其主,如果你县长不复信给他们,他们是不会来找我们的,既然他们来了,我看还是县长亲自会他为好”。坐在一旁的沈亚民看出了周的用意,以讨好县长的口气对周说:“县长要你去,你就去,我们做你的后盾”。于是,周秋如回到汤庄,进门就与胡坚等客套了一番,胡坚就问:“你们张县长可准备会我们?”周秋如说:“我们县长前几天就说要会你,我晚上去找他。约好时间地点与你见面”。胡坚接着说:“既然你们县长说要会我们,何必等到晚间呢,现在会面不是更好吗?不要推三托四了。”周秋如被指责得不好再说,心想,县长说会他们的,就答应引见,并商量了时间、地点,确定午后在余仓房会面。
　　　　为什么选在余仓房呢?周秋如的用意是,余仓房在庙头镇东不足半里,距张济传、沈亚民、自己的住处亦在百十米之遥,是属三角中心之间,又是房某保长的住家,这里地熟、人熟、暗探又多、有把握。但周秋如所不知道的,余仓房原是扬州城里江守仁家收租囤粮的仓库,扬州沦陷时,江家七、八口人逃难的住处。江鸥也是扬州逃难的学生,住在庙头镇,原在扬州同江守仁是邻居,经常来余仓房同江守仁的姐姐江锦华在一起玩。后来回城,江鸥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工作。所以,他对余仓房、庙头一带地势也很熟,会面地点定在余仓房两方都愿意。
　　　　余仓房前后两进各五间,二面厢房各两间,虽有房某一家几口人住,后进东首还有两间空着,桌橙齐全。当天午饭后,周秋如领着胡坚3人来到余仓房,不一刻间,周秋如又领着张济传等人来会面。胡坚与张济传2人在屋内会谈。王玉有握着手枪站在天井的大门旁边,江鸥在左右隔壁邻居家等候。谈了足有三个小时,未果又约了明早再谈。临晚各自散去。当晚胡坚等3人与周秋如夫妇一起住在汤正银家。深夜12点左右,忽然“乒乒乓乓”一阵枪响,接着狗子也“汪汪汪”的叫起来。胡坚闻声翻身下床,说了句“枪声”,接着又是一阵枪响,机智的武工队长王玉有手握着枪,早已站在房门外判断说“这不是三八式,不是日本人。”胡坚意识到这是张济传在捣鬼。面对周秋如严肃地说:“老周啊,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怕死就不来啦”。江鸥接着说:“老周啊,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打算把我们怎么样啊?”王玉有胸有成竹的对胡、江2人说“不要紧,反正有人抵命。”胡坚又插嘴说:“看来这几阵子枪声,是想吓我们自动离开,想的太简单了吧”。这时,周秋如心想他们确实有经验,从他们语言听出、吓唬不了他们的,随改话说:“刚才在邵伯湖上发现一条匪船。可能是自卫团人员捉匪的枪声,使大家惊了。约在10几分钟后,枪声停止了,狗也不叫了。
　　　　10月20日清晨,庙头镇上已有赶集的人在走动,国民党情报员、特务化了装,也夹在人群中来回走动着,气氛显得紧张。不一会,周秋如陪同胡坚3人来到金鹏万茶馆吃早点,镇上的人都十分惊奇地看着他们。8点半钟,张济传派人来请胡坚等去司徒庙再次会谈。司徒庙位于庙头镇西约半里处,前后两进,后进有座大殿,大殿上层有楼,中间有天井,二面厢房,东厢有两间客堂。庙门外是苗章甫的保安队员站有三道岗哨,顽县长张济传站在门口迎接。当胡坚3人随同周秋如来到庙门时,张济传拱手相迎,相互客套了几句,进人东厢小客堂就坐。
　　　　以张济传、沈亚民、周秋如3人为国民党一方代表,以胡坚、江鸥、王玉有3人为共产党一方代表。张、胡2人首先各自说了昨天初次会面的感想和合作抗日的意义,并说了各自的立场、如何抗日的意见,今天就怎样合作办法进行研究。但在发言中,还是没有能避免一次立场上的辩论:张济传带着正统自居和挑衅的口气说:“抗日是我们中国人民共同的事。我们的敌人只有日本侵略者和他的走狗汉奸。我们只有一个国家和国家所属的中华民族。我们只有一个政府,没有第二个政府。共产党的工作路线和一切政策,我们是同情和拥护的。但目前,你们一面抗日,一面扩展势力和地盘,这和抗日显然变成两回事了。现今在这个区域内、我个人绝对保证不发生任何冲突,我承认你们是我们的友军。”胡坚也不含糊的说:“祖国的土地在你们手里已经丢失了很多,你们说共产党扩展地盘是没有道理的,共产党抗日收复回来的地盘,难道还错吗?总不可能将收复回来的地盘再交给你们丢失吧!说什么扩展势力,这是你们国民党没有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更没有把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抗日。我们共产党和军队坚决抗日,在敌后团结各党派力量,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当然,拥护的、支持的、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张县长,我们了解你。余部长认为你是能够和我们合作的。”
经过针锋相对的一场较量之后,谈到关于合作办法时,张济传请胡坚先提。胡坚也很不客气的提出几条:第一、我们要团结一致,国共打成一片,决不磨擦;第二、组织“三三制”混合委员会,即国民党3人,共产党3人,地方人士3人,代表抗日统一战线指挥机构。这个委员会内分几个部门办事;第三,经费问题,可以统筹统支;第四,军事方面,县长的名义仍然存在,国民党县党部仍然存在,现有的保安大队名称取消。军事组织和地方自卫队属混合委员会领导,成为正式的抗日战斗的部队,我们从后方调一部分协助组建。在各乡镇应组织分会,凡是抗日的地区都应参加。这样,才是国共彻底合作。这既能解决经济问题,又能真正共同抗日。就一定能在这个地区打败日本侵略者。以上四点建议,请县长考虑,并能给予研究落实。张济传顿了一下说道:你们共产党四项意见,虽然很好,可是,不适合我们这里的形势。我们同情你们抗日,但不能做你们的外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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