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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学信

（摄影：Carlos ***lfonso）

灞河脚下的西安市34中学，在我心中宛如是个“神”，因为我曾在这里苦读三年，勤学发奋，夯实基根；从这里出发，圆了大学梦，在岁月中打拚，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近闻，一位才气满满的文友，也曾是34中莘莘学子，高等学府深造后回母校执教；其浓浓反哺深情，拳拳赤子之心，既令我敬佩、高赞，又使我汗颜、遗恨，不由自己地勾起了我的“校愁”和情分——当年求学的哪些事儿，像电影蒙太奇一样，一幕一幕在脑际浮沉，挥之不去，拷问我心……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叶，我从西安市64中（只设初中部）毕业，就近考入二十里开外的市34中高中部求学，期冀“跳龙门”。当时，尚无“择校”一说，即便有，学费定然昂贵，我的贫困家庭，肯定无力接受，所以也不敢奢求。说实话，能上34中，对我来讲已是“小确幸”。因为34中门槛比较高，我的好几个发小都落榜、情绪低沉，只好“面朝黄土背朝天”，回村劳动当农民。

开学报到那天，我清楚记得时令尚是“三伏”尾巴，“秋老虎”威风凛凛，天气酷热闷死人。父亲借来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帮我把被褥推到二三里外的公交车站——站名是“半坡村”。站牌上写着每隔半小时始发一趟车，但我们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多时辰，才见一辆公交姗姗驶临，且车内人满为患，得“见缝插针”用力去挤。父亲一边怀抱被褥推我上车使猛劲，一边小声说：“把学费装好，提防贼娃子偷人！”钱，头天晚上，母亲已缝进我胸前的背心，外头穿了一件粗缯大布长衫遮隐，安全系数大得很，但我还是下意识地用手把胸部捂得紧紧地，一路颠簸一路拥挤一路担着心。

我家到学校，仅二十多里，公交车竟然行驶了50多分。34中附近，恰好设有公交站，但在西邻；而学校当时开的是南门。下了公交，得先向南走些许、再向东拐些许、然后转向北行些许，绕个大圈圈，才能进校门。我背着被褥，大汗淋漓地绕完圈圈，走进十分仰慕的校门。报了到、分了班，便有高年级学兄领引，带我去熟悉教室和宿舍“认个门”。那时，学校还没有钢筋水泥大楼耸立，全是土木结构的“人字形”平房建筑群。穿过一排排教室，从门旁的匾牌，我把自己的教室确认；再一直向东，到最后面，是一长排二十多间房子相连的大通铺宿舍，间架6米许，内建两排双层木质连铺床，床头编有号码，倒是井然有序不紊。学兄帮我对号入铺后，便辞别而去，继续迎新。我从铺上不大的窗户向外搜寻，外面是一方砂石铺垫的操场，面积倒也不小，但没有围墙圈进。北边是高砌的灞河大坝权当墙，东边和南边是污水渠环绕阻挡陌生人，西边与我们住的宿舍东檐毗邻。

早就欣闻学校教学质量上乘，老师授课都是高水准。但学校当时的环境和生态，真的不敢恭维和欢心，完全不在“想象”的状态，甚至还不如64中的学习环境喜人！

（摄影：Gaelle Marcel）

首先，提心吊胆的是灞水能否安澜平稳。据说黄河河南段是“天下悬河”，未曾一见，不敢轻信；但灞河河床似乎“悬”于学校屋脊之上，却是真真切切的所见所闻。当时的校园位于灞河旧桥南头低洼之处，灞河之水仿佛就在我们头顶流奔，我们好像是摸着灞河厚实的脚板，苦学求进。河水整日在耳畔轰鸣，尤其是晚上夜静更深，哗哗、唰唰、喳喳……各种声音，吵得人难以“美梦成真”。还得担心，万一灞河那天发牛脾气，“手舞足蹈”亢奋，那可真个是“人或为鱼鳖”，一切将荡然无存。尤其是夏天暴洪高发之时，每到午休，师生们便三五成群，足踩灞河大坝，面对滔滔洪流，“心潮逐浪高”，齐声把“悬河”指责、诅咒、愤恨！

其次，是暑天难捱的“热臭咬”侵扰。由于学校宛若处于一个小盆地之中，河风不能时时光临，酷暑“独领风骚”施坏心，热得人穿着单薄的T恤和长短裤，身上还是大汗淋，T恤上显示一坨一坨花白——是汗水析出的盐分。偌大的教室，只在中间的顶上挂一个吊式风扇，吹起来还吱吱作响打扰人，有时风扇叶片使“小性子”、不规则地转动起来，给人又添了一道揪心。空调，那时候听都未曾听闻，拥有更是妄论。学校操场边的污水渠、还有周围人家屋旁的臭水沟，在烈日下融汇蒸发“腾雾驾云”，没有风们来驱散，全在“小盆地”里浮沉，那可真的是臭气熏天，脏分子钻满全身，恶心得人饭菜难进。还有蚊子，由于临水、而且与诸多臭水洼洼毗邻，令“空中小姐”十分欢欣，便大量生息繁衍，整日嗡嗡叫着，飞来飞去，一群又一群；尤其是晚上，叮咬得人根本无法入寝。而且所咬之处，疼而烧，一挠一个小伤痕，轻则红肿，重则发炎，经日不愈真躁人……还有臭虫，由于大通铺年久失修木板有缝隙，那些面目狰狞的小东西就趁机藏匿生存，时不时爬出来炫耀，大白天也不避人；趁我等不留意，便偷偷钻入衣襟，吸血噬咬，一咬一片红肿，硬硬地、痒痒地、灼灼地，既疼痛又恶心。

还有，就是生活拮据饮食差劲。上初中时，我回家吃饭，路近；34中路程太远，吃家饭时间绝对不允。而当时学校大灶的伙食质量差且贵得吓人，但大多数同学还是造择“入伙”，我是少数未“入伙”的食民——因了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便当了个“背馍族”度穷光阴。每周日的早晨，母亲便早早起床发面——面是麦面和玉米面“两搅”的普通面粉；中午面发酵后便施碱揉磋、上锅蒸馍，馍蒸熟揭锅之后，接着炒炒面，忙活得汗水打湿衣襟。下午我去学校时，便揹上一挎包蒸馍和炒面，以及自家腌制的萝卜菜心。食物是有定量的，每顿一个馍（约二两），二匙炒面（约一两），用学校免费的开水一冲，边吃边喝，就着萝卜菜心。一周六天，背18个馍、2斤炒面，一瓶萝卜菜心；每顿不能超量，否则到了周六无馍，就得唱“空肚记”挨饿闹心。记得夏日的某天晚上，一位熟悉的老师大概饿了，对我说：“小子，把你的馍借我一个尝尝新。”老师张口委婉，我岂敢真的以“借”相信？而且一个太少，就送给了俩，显示尊师之心。这样，周六的中午、晚饭，我硬是没得馍吃，饿了便喝一杯开水定定神，直撑到晚上回家才补偿了一顿。那时，根本就没有“营养”的概念，有馍吃就是“幸福”生活，就有一种知足常乐的欢欣。也不知是什么生命密码在起作用，即便这样，我的身体还是棒棒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早起，在灞河大堤长跑十华里，清风习习，流水淙淙，别有一番养性怡神。高二那年，学校举行田径赛，我竟然夺得长跑亚军。同学们都很羡慕，夸我是保养身体达人。我说这是父母勤奋劳动受尽千般苦，遗传给我好基因——是任什么都“保养“不出来的极品！我就这么天天、顿顿，吃蒸馍、炒面、萝卜菜心，一吃便是6个学期（除却周日），但智商却自诩不错很自信，上课注意力集中，心无旁骛，勤学善记，各科考试都传佳音。课余，便雷打不动地去学校图书馆苦读博闻，古今中外书籍，都有涉猎，主要是读文学作品。对有些名著，还真的“过目不忘”；读了，便吸纳为营养，自己也“东施效颦”。让我引以为喜的是，每周作文课堂上，语文老师几乎都讲评我的作文，我的几多小“豆腐块儿”也在当地报刊“光临”。

那时，学校似乎推崇“男女授手不亲”，约束高年级的有情男女专注学习高考，不要因爱分心。有位治学严谨的老校长，特别反对学生早恋，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校园查巡；发现一男一女交谈，便毫不客气地喊：“想入非非分心，大学之门咋进？”但他对徜徉于灞河大坝之上、皓月柳荫之下的男女学长，却鞭长莫及难禁，只好采取硬性手段：“晚上十点前锁大门，晚回的一个都不许进！”还真得感谢这位老校长，使我得以远离风花雪月凝聚精气神，集中火力攻读课文，最终考取了心仪的重点高校——兰州大学，且习文。

（摄影：Xin Bai）

兰大毕业后，我被就地分配到甘肃省的贫困县锻炼、打拼；灞河的勇毅豪气激励我踔厉笃行奋进，苦干十几年后，有幸被组织选中，服务人民。这样，由于工作繁忙路遥远，便与灞河脚下的母校“失联”断音信——心里时时牵挂、愧疚、抱恨。

可巧的是，我的长子也是在34中就读的，“起五更、睡半夜”，也受过不少苦辛。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他的学习环境比我有极大地改进。而且当时，他的姑父在灞桥屠宰场当工人，场部距离学校四五里地、很近。他便蹭吃蹭住在那里，场里装有空调，利于学习，晚上也较为安静不分心；伙食有肉有菜可吃，营养丰富长精神。更为巧合的是，后来，他也考上了兰州大学、学文，父子“同门”；毕业后回西安工作，也算是个“小白领”，亲友都很欢欣。小儿子一直跟着我，那时我当了个“官”七品，虽然山区生活艰辛，但地位使然，常来相帮的有不少人。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我可能没你写的好，但我写的跟你不一样”。诚如斯论，我自知胸中墨水有限，难以擘画灞河的刚强勇毅与阴柔温馨；难以颂扬灞河的高歌猛进与浅唱低吟；难以抒发灞上柳絮“飘雪”的浪漫和莺飞草长的遒劲。但我能够用自己的亲历亲为，“卷舒开合任天真”，实实在在地记叙在灞河脚下求学经受的种种苦辛。借此，我也想给子孙、以及天下“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们，传达一个音讯：“吃得苦中苦，方为优秀人！”珍惜眼前的幸福和拥有吧，攻读书山埋头、畅游学海纵身，踏踏实实做好手头之事，“不舍昼夜”笃进。那么，美好的前程就会向你们招手，成功的喜悦就能不期降临！

（摄影：Jerry Wang）

作者简介

王学信，笔名灞柳。本是西安市灞桥区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弱冠之年，离家外出求学，异地工作，乡情乡愁满腹。闲暇喜欢读书思索，提笔蘸墨，时有作品见诸报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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