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角度中的文化与贫困：恢复一对有争议的概念

摘要:

本文借鉴奥斯卡·刘易斯颇具争议的“贫困文化理论”，并指出：如果以严谨、冷静、受行为主体约束的“文化”概念为切入点，其具有理论分析的潜力。根据舒茨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社会学模型，“文化”被理解为行为者接近世界的解释性和实用性的方式。基于这个框架，笔者认为生活在短缺条件下的人们被剥夺了实现其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制度化可能性（institutionalized possibilities）。这会使他们士气低落，迷失方向，导致他们丧失内在动力并产生悲观态度。宿命论和被动性渗透到他们的行动计划中。现象学有助于将这些结果系统化，分为空间、时间和社会方面: 贫困人口失去了占用空间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似乎停滞不前，他们专注于确保自己的社会声誉。因此，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贫困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自我孤立的亚文化。相反，处于贫困中的人们相当重视（heavily oriented）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生活模式。

作者简介:

Franz Erhard，锡根大学社会科学系

编译来源:

Erhard, F. (2022). Culture and poverty from a lifeworld stance: rehabilitating a controversial conceptual pair.

***merican Journal of Cultural Sociology

, 1-24.

本文作者：Franz Erhard

引言

在社会科学里，贫困往往被理解为缺乏经济手段，或象征性地被排除在有酬劳工作的主导领域之外。贫困以这种方式表现为由客观的经济、政治或结构性力量从外部带给个人的东西。然而，亚历山大认为上述观点妨碍了人们了解贫困人口如何实际体验他们的生活环境，即妨碍了人们从内部看贫困是什么样的。贫困是由具体的行为者所经历的，他们处理贫困，也塑造贫困，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他们自己接触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些方式为他们提供了源自自身的动力，也在解释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易斯是最早将这种观点纳入研究的作者之一。他关于“贫困文化”的有影响力的著作显现出向关注“贫困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y of poverty）的重要转变。其研究在社科领域确立了一种信念——即现代福利国家的贫困人口自身便构成了一个日常世界。与此同时，刘易斯的理论标志着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激烈论辩的开端，并且至今仍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Goetze的说法，尤其在美国，“贫困文化”的进路引发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劝诫和忏悔。学者们争论刘易斯的论断是否贬低了城市贫民窟中的穷人（主要是黑人）。有学者指出刘易斯理论潜在的贬损蕴意，因为在其他“穷人”看来，这是文化上的劣等，总体上是“责备受害者”。更保守的学者用该理论剥夺了社会福利措施的合法性，因为这些措施支持了非生产性和越轨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底层阶级”的持续存在。然而在其他地区，这场争论的政治性则较小。有人指出，刘易斯主要描述了一种不同于社会其他部分，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亚文化”，但没有形成一个连贯的“贫困文化”理论。他不系统地列举了促成“贫困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并强调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种自身的动力和持续性。后者是由于贫困人口无法达到的“更大社会的价值观和目标”，由于辜负它们而导致的“失望和绝望”，因此形成一种个人的包括应对策略和制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强烈的当下导向：即很少有能力推迟满足，计划未来，(和)一种顺从和宿命论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贫困人口将坚持他们的生活方式。

针对这些关于贫穷“亚文化”的二分法，现今不少美国学者呼吁“超越‘贫穷文化辩论’”，转向“意义制造在基本社会进程中的作用”， 并在将贫穷与”文化”联系起来时使用既定的社会学概念。他们开始将贫困人口的经验、解释和应对策略再次纳入研究，这些研究对贫困的现实生活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因为它们是“实地考察城市贫民在工作场所或街头的日常生活的定性脚印的产物”。然而，尽管这些作品引人入胜，但从它们身上学到的元知识仅是“贫困研究者应该更明确地说明他们调动的概念工具，以描述文化如何促进贫困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当我们谈及“文化”时，我们究竟是在谈“价值观”和“信仰”等规范性方面还是个人及其“框架”（frames）和“剧目”（repertories）呢？这说明我们对文化的描述和文化是怎么与贫困生活联结应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认为“贫困文化”的概念如果建立在冷静的、明智的、理论上有依据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则具有作为分析工具的潜力。为此，笔者借鉴了生活世界的社会现象逻辑理论，它能帮助我们关注人们赋予周围环境的意义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据此，贫困文化被理解为贫困人口务实地处理和“框定”（frame）生活世界的方式。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没有像社会中大部分人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的拥有自主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而是经历着他律，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图。他们失去了占用空间的机会，生活也似乎停滞不前，且忙于维持自己的社会声誉。因此可说刘易斯的理论或有两种更新路径：一是贫困的人与社会其他人有着共同的主要取向模式，他们的确有独特的体验领域，但这不意味他们与社会隔绝；二是贫困的文化持续性有新的阐释，人们并非有亚文化的印记，而是在特定的日常环境和社会安排中被塑造了个人的能动性，从而选择务实地接入生活世界。

从生活世界的视角分析贫困

生活世界（lifeworld）包括个人的直接生活环境，以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会被质疑的典型的差事、遭遇和经历。在舒茨的运用中，生活世界不仅仅是一个认知图像，它还总在实用上得当，因此从舒茨的角度研究”贫穷文化”意味着有必要突出人们在社会经济匮乏的生活条件下如何有意义地接近和适应他们的生活世界。笔者的主要论证即在于：把贫困描绘成一种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行动者的行动视野缩小了，从而引发了一种为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而进行的非常基本的斗争。笔者想要说明的是，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人很难认为自己有行动的潜力，也很难想象自己可以实现的目标。

乍一看，这种经验模式可能只是由于物质限制和结构力量。人们可以说，以积极的方式对待生活世界的方法源于外向的经验结构，并基于保障它的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一系列事情。在两者都缺失的地方，悲观主义和宿命论变得更有可能。然而从文化社会学家的角度进一步观察，上述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社会世界是由遵循意图的行动者组成的，这些行动者受到日常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广义生活实践形式的指导。笔者认为，贫困是一种生活状态，在此之下，人们通常不再把典型的生活方式理解为理所当然的。对于我的受访者来说，他们不能遵守制度化的、占主导地位的行动模式是一个普遍的、主观上很严重的问题。这使他们严重迷失方向——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够重新定向自己的潜力，并找到“替代的”或高度个性化的方式来给他们的处境赋予意义。不过，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不能把他们认同的东西或对他们的期望带到生活中来。结果是他们变得士气低落，失去敏捷性（agility）。

在解释贫困的产生和再生产方面，舒茨的现象学提供了一把“概念的钥匙”（conceptual keys），揭示了文化结构是如何与贫困环境相联系的。同时，现象学还指出经验的三种层次，a)生活世界的空间安排，这从个人的“操作区域”（zone of operation）开始；b)生活世界的时间结构，这基于个人的“内部持续时间”和外部时间进程；c)生活世界的社会安排，即不同的“同胞”（fellow-man），个人与他们保持着各种类型的关系。笔者将用这些维度来分析贫困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社会性。

数据、方法和伦理

笔者的研究依赖于2016年至2019年间一个研究团队在北英格兰和南威尔士收集的面对面访谈数据。受访者从每天吸食毒品并因不同罪行被定罪的年轻人，到曾经过着中产阶级生活、现在正努力寻找失业后出路的人；从主要照顾孩子的单身母亲，到饱受酗酒和抑郁之苦的年长单身男性；从早早离开学校的人，到大学毕业的人。因此，样本是具有对比性的，因为它涵盖了不同的生平和阶级背景。所有受访者都代表了一种没有被选中（not chosen 如何恰当翻译？）的贫困类型。自我强加的、逃避现实的、“另类的”或以其他方式美化经济匮乏条件下的生活模式的受访者，不是我研究的部分。

为了招募参与者，我们研究了这些地区的附属机构和咨询机构，如食品银行、社区中心、职业俱乐部或私人职业介绍所，并给他们发了电子邮件或打电话。我们解释了研究想法，并附上了简短的信息表，以便在他们的设施中展示，或直接传递给潜在的受访者。进一步的招募是由中介组织的，主要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完成。他们了解他们的个人客户，帮助我们向他们解释研究的范围，并监督同意书的签署。此外，他们帮助在他们的设施内建立了一个初步的小组讨论，这既是一个向受访者介绍我们自己的机会，也是一个供以后分析的数据块。随后，工作人员还帮助安排了我们与在小组环境中突出的、在理论上有趣的案例的个人访谈。然而，为了不让社工与受访者之间明显的权力关系影响访谈，研究团队确保社工不被纳入访谈之中。事实上，社工还帮助解决了另一个需要监督的道德问题：研究团队很有可能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且被视为一个具有判断权威的机构(大学)的代表。这会引发受访者的“自卑感、排斥感、羞耻感、负罪感和防御感”。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帮助我们与受访者之间建立信任，并解决潜在受访者的担忧。此外，他们还提供了有关参与者敏感话题和经历的信息，最后在某些情况下还帮助解决了语言困难。

半结构化的采访遵循传记叙事的方法，持续20到90分钟。为了激发流畅的叙述和阐述，受访者只被问及几个“开放式问题”， 以便尝试挖掘引导其行为的“假设、隐含意义和隐含规则”。采访是逐字转录的，并使用诠释学文本解释的方法进行分析。

贫困的空间性

基于现象学框架，笔者展示了受访者的空间视野倾向于缩小到一个非常有限的“这里”（here）。这是由于关于空间行为潜力和个人实际空间流动性的态度和看法的辩证论述。空间占用的制度化实践，如布置自己的家或度假旅行，则代表了这方面的参考指标。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这些取向模式，它就会改变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一个人会从内心脱离周围环境，失去与空间相关的行动的内在动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贫困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世界如何被描绘和利用的变化并存。受访者没有积极认同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也没有对空间的使用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感到自己的空间行动范围比以前更加有限。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物质上的限制，限制了行动者的“行动区”， 另一方面，人们可以观察到消极和士气低落的影响，这些影响剥夺了行动者身体活动的动力或者扩展他们的活动范围。

贫困的暂时性

笔者的研究结果是基于对所谓的“生平轨迹”（biographical trajectories）的深入了解，这种“生平轨迹”使得现代人能够理解时间的流逝。对于受访者来说，这种生命历程的“固定继承”模式似乎被卡住了，这也影响了他们对时间的日常体验。从现象学的角度讲，行为的时间范围缩小到了仅具有少量拥有属性的即时的、短期的视角。因此在采访中，既可以观察到生平记录中的停滞不前，也可以观察到其通向死路，还可以观察到延伸的现实。

贫困的社会性

在这一部分，笔者反思的是社会层面的生活经验的贫困。我关注的是贬值、排斥和各种形式的羞辱，我所有的受访者都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情形和不同类型的遭遇。通过描述我的受访者与他们的“同时代人”之间生活的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展示了：对于我的受访者来说，劳动社会的标准对于他们的主观经历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已经内化了这些制度化生活模式的“道德使命”，并认同了这些模式。尽管如此，他们的确认识到富人的生活模式不属于自己，但他们还是觉得被排斥和关于他们生活状况的刻板印象是一种羞辱和冒犯。因此，他们在社会维度上的压力不是他们的物质状况，而是社会认可的丧失和社会等级的倒退。

结论及讨论

笔者的研究发现，贫困文化会在经历士气低落和迷失方向的辩证论述（dialectic），以及对世界的广泛防御性解释中被发现。事实证明，生活在贫困或社会排斥的情况下，对各自的行为者的压力都超出了纯粹的物质困难。这种情况往往会导致空间视野的崩溃和时间结构的稳定，以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声誉的丧失。因此，人们可以观察到“人们生活的存在主义世界开始缩小的趋势”。人们被剥夺了他们所习来的和以前经历过的生活方式，从而缺乏内在的动力和动机，变得被动和更倾向宿命论。

应该再次明确的是，这些现象学社会学启发的见解引发了几个进一步的思考。第一，一般生活行为的制度化模式与基本的意义构建的相关性变得明显，即使对有时被异国情调化（exoticized）的人也是如此。贫困人口与中产阶级共享一个生活世界，他们理解并预期自己不能达到围绕着有酬就业、精英管理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导致了自卑感、自我否定和行动计划能力的丧失，不过，他们依然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希望能“融入”社会。

第二，关于贫困的持续存在和阶级地位通过文化再生产的棘手讨论可以得到新的启示。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来分析贫困，我们明白，与世界的积极关系不是天生被给予的。相反，生活在贫困的条件下往往能够自我维持，因为人们对自己的空间安排、自己的生平经历和自己的社会地位能否改变有这确信的答案。贫困人口的经历决定了他们如何实现某些目标和实践。当然这也可能与政治辩论有关，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实现普遍的人生目标，例如通过”诚实的工作”向上流动，导致在选举决策时内心脱离政治和激进化。这其实强调了一点，主观动机和归属感不仅对个人的构成很重要，他们在集体层面上也是相关的。

第三，研究证明了我们需要将防御性的、被动的，甚至是致命的导向的行为和经验模式纳入对生活世界的文化分析，也还得分析某些地位群体是如何设想生活世界的。以Joas的观点为例，“与世界的积极关系[…]显然是文化特定的”，贫困文化的规范为行动者提供了他律的经验和对世界的被动解释。

编译｜梁乐妍

审核｜范屹槟

终审｜李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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