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党刊文稿汇编（35篇）

2025年8月党刊文稿汇编（35篇）
目录

1.如何更好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4
2.怎么看美国右翼民粹主义 7
3.怎样理解党性 16
4.大力传承弘扬岭南文化 23
5.发展新就业形态须强化法治保障 34
6.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几点思考 42
7.雪域高原60年巨变的启示和思考 48
8.持续激发经济回升向好的强劲动能 59
9.更加有效整治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64
10.中华民族从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69
11.镜鉴抗战历史 推进政治建军 83
12.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汲取不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94
13.凝聚起铭记历史、矢志复兴的强大力量 104
1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9
15.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思考 121
1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 129
17.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139
18.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149
19.提高各级党校为党育才献策水平 154
20.“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 159
21.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 169
22.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坚定做中国式现代化的促进者 180
23.以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90
24.坚定推动民营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200
25.正确把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212
26.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研究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 224
27.上半年中国经济应变克难稳健前行 234
28.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244
29.铭记抗战伟大胜利 锻造英雄人民军队 255
30.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 267
31.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78
32.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 着力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 283
33.“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287
34.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土空间格局 310
35.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 321

如何更好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编辑同志：
　　　　在血与火淬炼中孕育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展陈时强调，“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对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日常工作中，笔者发现不少学生对中国抗战历史关注不多、了解不够。如有的不能准确回答中国抗战开始的标志事件，有的仍以为中国抗战只有8年，有的不了解抗战精神的内涵，等等。同时，在传承弘扬抗战精神方面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抗战精神内涵的研究阐释存在浅表化现象，一些人质疑、歪曲和戏谑抗战历史，甚至抹黑、诋毁抗战英雄；抗战精神宣传教育有的还停留在“口号式”、“硬灌输”层面，缺乏深度的情感共鸣，有的进行娱乐化传播，消解了抗战历史应有的厚重感和传承性，等等。
　　　　如何更好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立”于扎实研究。传承的根基在于深度理解。要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深入发掘、系统研究国内外各类抗战资料和史料，在研究的基础上，将厚重的历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传递给青少年。比如，把抗战史料里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先辈如何守护我们脚下土地”的通俗叙事；把国际视角下的战场记载，具象化为“中国战场怎样影响世界战局”的生动案例，用铁的证据戳破“东方战场边缘论”等谎言。同时，善用社会大课堂，用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深入挖掘背后的英雄故事、战斗传奇，将之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融”入数字空间。不久前，有短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复原”了杨靖宇、彭雪枫等10多位抗日英烈的鲜活模样，让观众在光影中与英雄“重逢”，令人动容、催人泪下。作为“网生一代”，“00后”青少年的认知习惯深度契合数字时代特征。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应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善用新技术手段进行多元化呈现，让抗战历史从书本走向屏幕、从展馆走入生活，增强伟大抗战精神的传播力、感染力、影响力。
　　　　“植”进情感深处。打动人心的传承，离不开情感共鸣。赵一曼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在遗书中嘱托儿子：“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左权在写最后一封家书时，字里行间满是对妻女的思念，却转身冲向炮火中……这些动人的抗战故事，能够引导青少年读懂先辈“以青春护家国”的赤诚情怀。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注重用历史细节唤醒共情，从而激励青少年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跨越时空的伟大抗战精神薪火永续。

怎么看美国右翼民粹主义

　　　　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显著特征的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特别是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呈现体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纲领化的发展态势，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简称MAGA）理念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日益成熟，成为重塑美国政治生态、推动右翼民粹主义扩张的核心动力，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冲击。深入剖析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生成根源、特征表现、现实影响，不仅对于理解美国社会深层矛盾具有关键意义，更为把握国际形势演变、应对全球治理挑战提供重要视角。
　　　　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生成根源
　　　　当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兴起，并非偶然的政治现象，而是美国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同时也离不开一批美国右翼政客的刻意煽动与塑造。
　　　　从经济维度看，经济全球化失衡与美国产业工人阶层利益受损，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社会动员的现实基础。过去数十年，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加剧了利益分配的失衡。美国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金融资本通过产业外迁、金融投机等方式获取巨额利润。反观美国国内制造业，大规模外流导致“铁锈地带”传统工业基地持续衰败，本土蓝领工人阶层普遍面临失业风险加剧、收入水平下降、生活质量滑坡的困境，陷入所谓“乡下人的悲歌”。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凸显。根据美联储2025年最新数据，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把控了全国13.8%的财富，最底层的50%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占比仅为2.5%。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推出的金融救助措施过度向金融机构倾斜，未能有效惠及普通民众，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金融精英与政治精英的不信任感，他们对经济现状的失望情绪持续累积，为民粹主义滋生蔓延提供了社会土壤。
　　　　从政治维度看，美式代议制民主的功能失灵与政治极化加剧，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创造了参与政治竞争的有利空间。一方面，美国建制派精英与选民大众之间的信任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政治长期被金钱利益深度渗透，选举过程与政策决策受利益集团操控，政治精英的决策取向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严重脱节，导致民众政治参与意愿低落，对传统政治精英与建制派的信任度降至历史低点，打破现有政治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美国政党之间的政治极化愈发严重。在移民政策、社会治安、医疗保障、教育改革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议题上，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长期陷入僵持，“否决政治”频繁上演，大量社会问题久拖不决，民众对两党政治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这种政治困境促使民众寻求替代性的政治代表，民粹主义借机宣扬打破现有权力结构，宣称重夺“人民的主权”，从而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挑战传统建制派政党提供了现实可能。
　　　　从文化维度看，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撕裂与“文化战争”的持续对立，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注入了价值整合的内在动力。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本是其社会特征，但近年来大量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涌入，不仅在就业机会、社会福利等方面与本土居民形成利益竞争，更在文化层面对美国主流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在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部分移民群体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度较低，导致美国国家身份认同严重撕裂，激进自由派与本土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愈演愈烈。民粹主义者利用白人中下阶层的文化焦虑与认同危机煽动排外情绪，将移民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激发民众共鸣。多元文化冲突、国家认同危机与“文化战争”的叠加，为保守派白人身份认同的强化与主流白人文化的排外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上述多重动因中，身份认同困境与文化冲突充分体现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美国产业结构全球调整导致白人工人阶层利益受损的现象长期存在，两党政治极化与代议制民主失灵也是美国竞争性政党体制的固有问题，但直到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崛起，这些分散的矛盾才逐步在文化价值观维度进行重构，形成“白人工人阶级—外来移民”等二元对立叙事。右翼民粹主义将打击美国极左进步主义的多元文化政策及其“政治正确”作为重要目标，高调倡导所谓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是美国长期“文化战争”的最新表现形式，也是价值观领域矛盾在政治层面的集中爆发。
　　　　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表现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鲜明特征，既体现为反建制、反精英的核心叙事，也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舆论煽动情绪与左右阵营分化等具体趋向。这些特征不仅重塑美国国内政治话语和联盟格局，也对内外政策与社会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反精英、反建制的叙事特征。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构建的“人民—精英”、“局外人—建制派”二元对立叙事框架认为，建制派精英垄断了本属于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建制派政治精英建立的权力运行制度高度不可信。右翼民粹主义者通过激烈批判建制派政治精英和现有政治体制，刻意塑造“政治局外人”形象，声称代表普通民众利益，主张打破现有政治秩序，吸引对政治现状不满的民众支持，逐步形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政治动员模式。
　　　　极端民族主义与排外倾向。自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右翼民粹主义始终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将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从话语转化为政治实践。在经济领域，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舞关税大棒，通过对全球加征关税等方式，试图维护美国本土产业利益，严重破坏全球贸易秩序；在移民领域，实施严格的移民限制政策，推动大规模抓捕遣返非法移民，公开煽动本土民众的排外情绪与狭隘民族主义，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族群对立。
　　　　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民粹动员新范式。传统民粹主义多依赖政治人物的公开演讲、集会或电视媒体进行大众动员，而现在的右翼民粹主义则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构建起全新的政治动员模式。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使用简单直白、极具煽动性的语言，传播极端政治观点，刻意放大民众的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快速动员支持者参与政治活动，甚至直接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政策主张、引导舆论走向，超越传统媒体影响力，形成所谓“社交媒体煽动”等独特现象，对美国传统政治传播体系与舆论引导机制构成颠覆性冲击。
　　　　鲜明的经济—地理分化特征。从社会基础来看，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以城乡低收入群体、外来移民等草根阶层为主体，将社会困境归咎于精英阶层的利益垄断与现有制度的不公，主张通过改革规则制度实现分配公平；右翼民粹主义则以中产阶层尤其是“铁锈地带”白人蓝领为核心，认为经济全球化与外来移民是导致自身利益受损的主要原因，反对高税收和医保改革，排斥外来移民。从地理分布来看，左翼民粹主义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东西海岸经济发达、文化多元开放的州；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则主要分布在中部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传统保守的州。从城乡差异来看，城市选民更倾向支持左翼民粹主义，乡村选民则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同度更高。尽管左右翼民粹主义均具有反精英、反建制的特征，且对经济全球化持批判态度，但右翼民粹主义在排外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三、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现实影响
　　　　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深刻重塑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更对其经济、社会及对外政策领域产生多维度、系统性的复杂影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美国传统治理模式失效的回应，但总体上对美国的内外发展和国际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
　　　　冲击美国民主制度根基，加剧两党政治极化。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这一事件不仅严重破坏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公信力，更直接挑战了美国权力制衡、和平权力交接等宪政民主核心原则，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在MAGA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政治极化程度进一步恶化：共和党内部民粹主义势力快速崛起，传统建制派力量被大幅削弱甚至边缘化；两党在意识形态、政策主张上的分歧日益尖锐，政治妥协空间不断压缩，政府频繁陷入治理困境。
　　　　破坏全球贸易合作格局，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美国右翼民粹主义驱动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全球经济产生多重负面影响。今年以来，美国政府对全球各国加征关税，导致美国本土企业进口成本大幅上升，出口市场受阻，同时引发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受严重冲击；美国消费者面临物价上涨压力，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加重，长期来看也将损害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与国际经济合作环境。此外，民粹主义政策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导致企业投资信心受挫，市场预期混乱，就业市场波动加剧，不仅影响美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增加了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
　　　　激化美国国内社会矛盾，恶化社会舆论环境。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传播与扩散，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种族、地域之间的对立与分裂。MAGA运动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冲突频发，反移民情绪的高涨引发严重的种族对立，少数族裔群体的权益受到损害，美国社会的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民粹主义言论与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相互交织，不同观点群体之间的对抗升级，社会凝聚力持续弱化。
　　　　推动单边主义外交扩张，加速国际秩序动荡。在外交领域，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主导的对外政策呈现出强烈的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色彩。近年来，美国无视国际规则与多边合作机制，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巴黎协定、伊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重要国际组织与多边协定，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气候变化合作、核不扩散体系等造成冲击，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与领导力，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动荡与重构，严重破坏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性。而美国奉行的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霸权主义理念，则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局势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
　　　　总之，只要美国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分化加剧、政治体制失灵、社会文化撕裂等深层次问题不解决，在特定历史节点，民粹主义总会从“地下潜流”演变为“地表洪流”，对美国内政外交产生持续性影响。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美国民粹主义不可避免也会对全球事务产生影响。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美国民粹主义，有助于我们有效理解和把握美国内外政策的实质，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政治与经济。
　　　　

怎样理解党性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党性的重要性。那么，究竟什么是党性？如何认识党性？党性为何如此重要？
　　　　党性是党的固有本质属性在每一个党员身上的体现，是党的理想信念、立场宗旨、纪律作风等要求在每一个党员思想、言论和行为上的具体体现。恩格斯曾用“党性”这一概念，强调理论学说应当明确阶级立场。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对于这方面的认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丰富的论述。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报告中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以共同性、纪律性、组织性等作为党性要求，说到底是强调党性的阶级属性要求。
　　　　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讲党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量：党性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讲党性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党忠诚是党性最基本的要求，讲党性必须做到忠诚于党，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厚植人民情怀，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党性就是最大的德，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思考，坚持求真务实；讲党性要求修身律己、守住内心，自觉做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的模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等等。总之，讲党性，就是党要求做的坚决贯彻执行，党不允许做的自觉远离。如果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这个“特殊材料”就是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党性不仅关系党员个体的政治、思想、品行和境界，也直接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地位。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党员、干部党性坚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焕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从党的建设情况看，我们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党员、干部容易出现精神懈怠的心态，党内易滋生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甚至导致党变质、变色、变味。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党员、干部队伍现状看，党员、干部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这支队伍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也要看到，同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相比，同党员、干部应有的标准相比，一些党员、干部在党性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进入党的队伍动机不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没有真正树立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大师”、信骗子；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是非观念模糊，丧失政治立场和原则；有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扭曲，追求个人利益至上，热衷于搞自我设计、作秀造势，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在组织安排的工作面前挑三拣四、拈轻怕重、犹犹豫豫，干事创业精气神不足；有的修身不正、律己不严、自我放纵、变质堕落，最终滑向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深渊。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组织教育管理监督不到位，也有政治生态、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但党性锤炼不足、党性修养缺失、党性原则不强等内部因素是出现问题的主要根源。
　　　　形成坚定的党性，不可能与生俱来，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终其一生去追求。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写给父亲习仲勋同志的一封信中说：“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锤炼党性，需要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艰苦环境考验中不断砥砺，这种锻炼和考验不仅是长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严酷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把握好几个关系。
　　　　把握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坚持党性原则，就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党员、干部掌握着一定的公权力和公共资源，总是面临着公与私的考验。一事当前，是出于公心、坚持原则，还是谋私利、徇私情，可以直接检验党性的成色。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利、贪赃枉法，动因都是一个“私”字，都是扭曲了正常的公、私关系。崇高的党性，并不排斥个人正当合理的诉求。党员作为社会成员，不可能摆脱其作为人所具有的自然和社会属性，为此，要充分尊重、承认和保障其合理合法利益，但这同私心、私利、私欲不是同一个概念。正确处理公与私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原则和人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曾为亲情规矩立下三条原则，即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即使被人指为‘无情’、‘无能’也在所不惜、不为所动。”亏欠了人情，以后还有其他机会弥补，而党性原则一旦失守，则代价难以挽回。只有讲党性、讲原则，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退让，才能心底无私天地宽，坦荡做人、公正用权，才能光明磊落、堂堂正正，才能真正对党和人民负责。
　　　　正确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我们党坚持讲党性，并不是要否定党员的个性，更不是要抑制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延安时期，有人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只要党性不要个性。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个性，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正确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必须坚持个性服从党性，用党性规范和校正个性，要求每个党员在遵守党章党规党纪、执行党的决定、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的前提下，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创造性的个性，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作出应有贡献。
　　　　

大力传承弘扬岭南文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乙巳蛇年春晚，伴随着“满眼东方潮，盛世舞英歌”的嘹亮歌声，英歌传人步伐铿锵、鼓槌翻飞，尽显中华文化的自信昂扬；端午佳节，岭南的江河湖海之中，水花激溅、舟行如飞，“扒龙舟”这一原真性的民俗文化，活力四射、惊艳世界。他们都来自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也是岭南文化的发源与传承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传统文化，共同构成璀璨的中华文明”。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广东如何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护传承好岭南文化，推动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我们深入岭南山海，寻访历史印记，探究保护之道，破译传承密码。
　　　　一、何以岭南——厚重历史在讲述
　　　　珠水奔流，吟唱着文明的交响。水脉守护城脉、润泽文脉、滋养根脉，在激荡中叩问着“何以岭南”：一片土地如何从洪荒走向繁盛，一种文化怎样在兼容并蓄中淬炼成熟、闪亮飞扬？
　　　　——岭南的城脉，在山海交叠间孕育，于先民砥砺万年的史诗中书写
　　　　2014年，在珠江流域西江支流的云浮市郁南县磨刀山，考古工作者在原生网纹红土地层中发现了手斧、手镐、砍砸器等石制品，将广东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距今约80万—6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这一重大发现被列为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清远市青塘遗址，以距今1.7万年、迄今广东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和初始聚落，距今约1.35万年的蹲踞葬等，建立起距今约2.5万—1万年连续的文化序列。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广东省“早期岭南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刘锁强介绍：“从磨刀山到青塘，从直立行走到史前革命，构成了文化意义上‘最早的岭南’。”
　　　　从远古聚落走来，城市演变见证了历史沧桑，成为文明的标记。在繁华的广州解放北路旁，矗立着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以南越文王墓为中心，展示着“文帝行玺”金印、错金铭文铜虎节、丝缕玉衣等珍贵文物。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指着“蕃禺”铜鼎说：“这是广州城最早叫作番禺城的文物证据。”进入南越国宫署遗址所在的王宫展区，一根考古关键柱展示着秦代以来13个历史时期的地层，诉说着广州城2200余年城址不移、城脉赓续的传奇。
　　　　潮州是另一座城，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潮州古城“弥足珍贵，实属难得”。三山一水护古城，唐风宋韵今犹在。韩江之畔，23座牌坊串联起51条古街巷，5万多居民聚居其中。漫步城中，“请坐，食茶”声声入耳、潮剧唱腔婉转动人，不经意之中呈现出烟火岭南的活色生香……
　　　　——岭南文脉的源头活水，有中原文化的潺潺流淌，有海洋文明的浩浩汤汤，更有本地不绝“源泉”的日夜奔流
　　　　三者交融，滋养一方，泽被百代。
　　　　西汉南越王赵佗“和辑百越”，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数次大规模北人南下，携诗书礼乐，如文化种子播撒岭南。自唐代张九龄主持开凿大庾岭路，“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远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明代学者丘濬如是说。
　　　　沿着潮州的笔架山西麓，拾级而上便是韩文公祠。韩愈治潮八月，驱鳄兴学、解放奴婢、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潮州人纪念他的功绩，把笔架山改名韩山、鳄溪改称韩江，这是对文豪的致敬、对文化的向往、对文明的推崇。
　　　　明代大儒陈献章，提出“以自然为宗”、“养善端于静坐”、“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等思想主张，创立江门学派。他的弟子湛若水倡导“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同时讲学，各立宗旨，影响深远。广州南香山上的莲花书院曾由湛若水所创建，经由保护利用，遗址旁将再现聚徒讲学、琅琅书声。
　　　　岭南文脉之壮阔，尤在其向海而生的开放襟怀。波斯风格凸瓣纹银盒、胡人俑座灯等文物和徐闻古港等遗址，见证了经由广东，中国与异域文明携手千年走出的“海丝”贸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来到门口矗立着“海不扬波”牌坊的南海神庙，恍见“映日帆多宝舶来”之盛大场景。
　　　　时至近代，岭南画派倡导“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思想，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时称“岭南三杰”。在广州艺术博物院，陈列着高剑父的《东战场的烈焰》，水彩般渲染泼出漫天烟火，传统山水技法吸纳西方绘画精意，升华为时代的雄浑之气。这种敢于“开眼看世界”、勇于“拿来为我所用”的视野，亦成为近代以来岭南文脉的显著标识。
　　　　——岭南文化的本根，是家国情怀、忠肝义胆在烽烟与浪潮中铸就的铮铮风骨
　　　　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初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走进冼太庙，感受国家级非遗“冼夫人信俗”，可知爱国、爱民、立德的精神如何成为岭南文化的内核之一。“冼夫人是舍身护岭南、举家卫山河的典范，她的大爱与成全是岭南忠魂的写照。”粤剧电影《谯国夫人》中冼夫人扮演者、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深有感触地说。
　　　　忠义赤忱，贯穿古今。明末清初，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毁家纾难，举兵抗清，壮烈牺牲，铸就“岭南三忠”之英名，其忠魂长垂青史、其诗篇永励后人。逆着珠江口的咸涩海风，行走在虎门炮台旧址，透过锈迹斑斑的古炮、弹痕交错的城墙，依稀看到180多年前的烽烟四起与连天炮火。林则徐虎门销烟，邓世昌甲午浴血，康梁维新呐喊，孙中山“天下为公”……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来自岭南的声音响彻天际。
　　　　刚健朴实亦是民间日常。粤商驰骋四海，其财富密码是低调务实、敢拼会赢。早茶里的从容笃定，岭南春早的忙碌身影，龙舟竞渡的团结拼搏……都是岭南文化内在气质的多维诠释。
　　　　二、守护见证——历经千年犹生动
　　　　广东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个，有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1处，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6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5项，文化资源堪称殷实。如何保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广东的答案是：留下来、展示好。
　　　　守住岁月留痕。站在佛山东平河畔，一条古窑依山而建，顺应火势，宛若游龙，这便是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南风古灶。“外窑墙及旁边的红砂岩、夯土一定要保留，那是明朝留下的古迹”。12年前，在龙窑营造技术专家蒙文德的指导下，当地秉承“原形制、原工艺、原设计”的理念，对南风古灶开展原真性修缮和预防性保护，让这座柴烧500余年的龙窑重燃薪火、熊熊不息。
　　　　在东莞莞城街道，南海卫城墙遗址正逐渐为人所知，无言诉说着明清时期的海防故事。2023年10月，当考古人员按照“先考古后建设”原则对“东莞记忆”城市更新项目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时，这座尘封数百年的遗址得以重现。“停工、让路、原址保护，规划建设考古遗址公园”。东莞果断决策的背后，是深植于心的文物保护意识与珍爱文化之情。
　　　　这些是广东文化遗产保护的缩影。近年来，广东出台《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政策法规，编制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和文物保护空间规划，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留住文化遗产的本真本色。
　　　　彰显文化基因。在广州白鹅潭三江交汇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宛如一艘通体透亮、扬帆启航的文化巨轮，闪耀江畔。其中，广东美术馆新馆集近现代美术及当代美术的收藏、展览、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汇聚着丰富多彩的岭南非遗，犹如岭南文化的“基因库”；广东文学馆融合文学之美与科技之炫，展现广东文学的厚重积淀与创新活力，带领观众领略数千年的人文脉动。
　　　　近年来，广东推动412家备案博物馆提质升级，突出增强112家国家级博物馆辐射带动作用，探索“藏品育人”新场景，推出一系列高质量展陈，举办“岭南大讲堂”、“鹅潭夜话”等文化活动，让文物说话，让文化可感。
　　　　唤醒历史记忆。在广州从化的凤凰山麓、流溪河畔，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文沁阁）于2022年正式启用，400多万册（件）各类版本入藏其中，初步构建起独具岭南特色的版本保藏传承体系。“我们将用好馆藏的特色版本，通过研讨、展览、交流等方式，更好展现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的古今风华。”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馆长张伟涛说。
　　　　2024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旧址广州柏园，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正式揭牌。柏园西座二楼的《此虽旧域 其命维新》展览，诉说着这座小楼近百年的文化渊源，卷帙浩繁的岭南典籍将在这里焕发新的活力。
　　　　近年来，广东加强对岭南文化的研究阐释，开展“苏轼与岭南”等重大课题研究，在省社科规划项目中设立“岭南文化”、“潮州文化”等研究专项，展现岭南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气象。“文化自信与文化认知密切相关，基于文化认知才能生成文化自信。”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金龙道出了这项工作的意义。
　　　　三、传之久远——岭南文化新使命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激活岭南文化的“一池春水”，更好地赓续绵延、出新出彩？广东的答案是：传下去、传开来。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融入生活。生活继续，始见城脉不断、文脉流传。永庆坊位于广州西关的恩宁路，是一条有着千年历史的骑楼文化街区。这个晚清时期的繁华商区，随着城市中心的转移逐渐走向衰落。2016年，永庆坊率先成为全国微改造试点街区，摒弃了大拆大建的做法，既留存岭南建筑风貌，又创新推动文化活化和业态升级。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永庆坊时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永庆坊统筹历史文化保护和人居环境提升，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文化赋能让微改造实现了大提升。
　　　　走进位于永庆坊的粤剧艺术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广福台上演出着粤剧选段《帝女花》，引得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这些年，我们也把演出搬进永庆坊街头，对内容进行年轻化再造，让粤剧艺术与市井烟火相交融、被青年群体所喜爱。”粤剧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王震介绍。
　　　　今日的永庆坊，是传统与现代融合、独具粤韵粤调、彰显岭南文化的广州“最美街区”，不断解锁“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美丽”密码。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薪火相传。代有传人，方能弦歌不辍、生生不息。在潮州，粤绣（潮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康惠芳、潮州木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金子松等艺术大师在各自领域潜心耕耘、不断创新，使得传统非遗惊艳了时光、扮靓着生活，也吸引年轻人加入其中。2024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揭阳街头，“小狮妹”林熙悦在路边练习舞狮，偶遇一辆载着舞狮队的车，队员们为她擂鼓助威，上演一场“双向奔赴”的传承与热爱，感动全网。
　　　　近年来，广东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省财政于2019—2024年累计安排专项资金1.93亿元提升保护力度，创新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种子计划，推动非遗进校园。如今，一系列岭南非遗在城市街区、传统村落中有序传承，延续着共有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符号。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浸润人心。凝心铸魂，需要传承基因、赓续血脉。2025年7月19日晚，民族舞剧《英歌》在四川大剧院震撼上演，传统英歌与现代舞台艺术结合，昂扬的爱国基调、跌宕的故事情节，牵动观众心弦。总编导之一的钱鑫介绍：“如何深入挖掘英歌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并进行舞台化呈现，是我们一直思考和努力攻破的课题。”
　　　　在每年木棉花盛开的3月，名为“英雄花开英雄城”的红色文化活动在广州如火如荼展开。专题展览、情景短剧、沉浸式演出等系列活动精彩呈现，推动城市精神的创新表达与传播推广。
　　　　近年来，广东将弘扬岭南文化与传承革命文化、激发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打造红色文化宣传品牌，创作电视剧《珠江人家》、音乐剧《广交天下》等一大批展现岭南文化精髓的文艺作品，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精神气象。
　　　　文化传承之要，在于交流互鉴。深化交流，促进互学互鉴、美美与共。广东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东既是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国际社会观察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广东主动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依托岭南文化的国际传播优势，以文为媒，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广东是移民出洋最早、人数最多的省份，有近3000万海外粤籍侨胞分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考察时，高度肯定华侨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
　　　　“侨批”是华侨华人寄往家乡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承载了他们的创业故事和家国情怀，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广东做好“侨批”史料研究挖掘，推出民族歌剧《侨批》等文艺作品，推动“侨批”历史文化展出海展览，以“侨”为桥，拓展沟通交流渠道，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岭南文化，熠熠生辉，融通中外，贯通古今。新时代新征程，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勇担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奋力推动岭南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广东力量。
　　　　

发展新就业形态须强化法治保障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切看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称赞他们是“勤劳的小蜜蜂”，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当前，新就业形态已成为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关系国计民生各方面、影响亿万百姓工作生活的重要就业方式。
　　　　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人员，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互联网营销师等，他们已成为我国职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全国职工总数有4.02亿人左右，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多数是35岁以下的年轻劳动者。新就业形态为越来越多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新选择和职业新赛道，在保就业、稳就业、扩就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就业形态涉及餐饮、快递、物流、卫生、教育、零售等许多行业，丰富的就业岗位促进了各类人才供给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劳动力的线上流动和产业链的深化合作，成为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重要渠道。在某些领域，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高于传统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平均月收入，其中依托平台自主经营劳动者的平均小时收入高于单位劳动者的平均小时收入。新就业形态还为低收入人群、就业困难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增加了就业机会。
　　　　不同于传统就业方式，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工作内容多样、工作方式弹性、创业机会互联等显著特点。在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阶段的背景下，新就业形态正在对传统职业和岗位进行重塑，扩大了就业资源的配置范围，打破了就业的时空限制，开辟了就业市场新空间，改变了传统就业理念和就业方式，就业总量、结构、类型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极大提升，成为激发社会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动力。很多小微企业抓住“互联网+”机遇，实现了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时间和社会资源，以自雇身份参与平台发包工作，找到自我实现的新途径，实现了人生梦想和自身价值。
　　　　二、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就业形态存在的突出问题
　　　　新就业形态在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就业质量不高、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够、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备等问题。
　　　　数字化管理可能带来算法困境。各类互联网平台是新就业形态的主要“容纳器”。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了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就业规模的扩展。同时也要看到，平台企业拥有垄断地位和信息不对称优势，存在单方面制定数据算法规则、劳动者参与度低、行业监管不够到位、劳资矛盾较多等问题。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一审涉新就业形态民事案件超8万件，涉及社会保险纠纷、保险合同纠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多个方面。身处“算法控制”之下，部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不强，负面情绪有所积累。此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还缺乏有效表达诉求的渠道，维权能力相对较弱。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难度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需要随时待命、随时工作，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和享受正常的休假。“四季无休、三餐不定、两腿不停”是工作常态，特别是在“618”、“双11”等网购高峰期，快递小哥甚至要通宵工作。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劳动者有着更大的职业风险和不确定性，权益保障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由于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模糊、劳动者流动性强、工作时间灵活等特点，许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没有被纳入现有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参保率比较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遭遇疾病、工伤等风险时，获得社会保障不足，自身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相对较大。据相关调查研究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50%左右，远低于劳动合同工的参保比例。自2022年7月起，北京、上海、江苏等7省市开始试点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探索创新“按单缴费”的保障模式，取得良好效果，但仍需持续优化。
　　　　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党和国家高度关注支持、引导、规范新就业形态发展，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等，各地针对灵活就业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规范管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对于新就业形态发展的支持力度仍显不足，政策效力还相对有限。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制定时间较早，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相比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在劳动用工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劳动用工模式的灵活性等方面有很大区别。现行法律滞后于实践发展，对一些涉及新就业形态的重要法律概念、权利义务关系等尚未明确，难以有效回应新就业形态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
　　　　总的来看，新就业形态作为新生事物，既蕴含着发展的趋势和旺盛的生命力，也有相伴而生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要顺应历史趋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就业形态，找准亟须规范的问题，跟进做好管理服务工作和法治保障工作，推动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
　　　　三、运用法治方式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新就业形态发展中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制度建设滞后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要及时跟上研究，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运用法治方式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不断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创新监管模式手段。要推动平台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企业的用工责任进行详细规定，明确最高工作时间、最低工资等劳动标准要求，明确不同用工形式下的责任分担，完善行业规范，指导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平台企业的算法进行合理规范，增强算法设计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公平性，防止行业性“内卷”，把劳动管理算法关进“法治笼子”。探索建立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推动政府部门与平台企业数据互联互通，完善多方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出台多部门协同执法办法，定期评定平台企业履责情况，形成监管合力，避免多头执法、各自为政、监管空白。
　　　　依法保障劳动者权益。要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覆盖劳动者各方面权益，必须抓住劳动关系这个关键环节，准确把握不同行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制定具有差异性和个性化的权益保障策略，多环节同时发力，精准分类施策。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试行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险缴费方式，推出不同种类的社会保险产品，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参保率。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有序扩大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探索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畅通申诉维权渠道，引导劳动者依法合理维权。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群体，提供更加精准便捷的法律支持，帮助权益受损劳动者及时得到法律救济。
　　　　强化关爱服务保障。要依托党建工作强化服务保障，推进党建工作与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合，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探索行之有效的党建工作新模式，着力营造理解、尊重、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氛围。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加强职业培训，开设免费职业培训课程，提高职业技能，提供更稳定的发展空间。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独特优势和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紧密结合，引导鼓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积极参与行业治理和城市基层治理，使其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集体协商协调机制，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让劳动者听得到工会声音、看得到工会身影、感受得到工会温暖。
　　　　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生事物，密切关注新就业形态发展态势，兼顾规范和激励、保护和促进，聚焦重点，先行先试。既要遵循我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发展的一般要求，又要呼应新就业形态之“新”，及时把实践中符合新就业形态特殊性且行之有效的规定、做法和经验等成果上升为法律。在时机成熟时适时修订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以全国统一立法的形式，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性质、构成要件、认定标准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措施，做好法律层面、行政法规层面以及行业管理层面的衔接，为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权威性、一致性的法律依据，推动新就业形态高质量发展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互促共进。
　　　　

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迎来新的发展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渗透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贴近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深刻重构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和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重点方向，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提供了方向指引。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把握好创新与开放、发展与安全、政府与市场、应用与治理的辩证关系，立足产业发展需求，顺应治理变革趋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这一重要论断为处理好人工智能技术自主与全球化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主创新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没有核心技术的自主化，开放合作就可能沦为“依附式发展”，在关键领域受制于人。2018年以来，面对美国对人工智能和芯片等高技术产业的严密封锁和疯狂打压，我国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芯片结构、核心算法等底层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初步构建了自主化的产业生态。例如，深度求索公司通过自主优化算法架构，用远低于国际同类产品的成本，达到了相近的性能水平。再如，我国企业在激光雷达、高精度地图等关键环节的自主创新，让我国跻身自动驾驶领域领先国家。这些技术的突破离不开我国良好的自主创新条件。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与迭代的“试验场”，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数字经济市场，为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丰富场景；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
　　　　自主创新并非“闭门造车”，坚持开放合作才能紧跟科技发展方向，避免裹足不前或沦为“技术孤岛”。在基础研究领域，全球开源社区贡献的TensorFlow、PyTorch等深度学习框架，为我国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了底层支撑，我国也依靠大模型的开源生态，打破了美国科技巨头的封闭系统垄断，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中国解决方案。在高端人才方面，全球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分布具有分散性，需要通过国际交流集聚智慧。人工智能治理是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共进。在大国科技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多极化竞争与碎片化合作并存、技术标准争夺与伦理价值博弈交织的复杂态势。美国利用技术霸权塑造全球人工智能领导力，欧盟以立法监管为导向巩固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我国则坚持以开放合作的姿态，主张通过“技术共享、能力共建”缩小数字鸿沟，并通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国际平台提出人工智能治理方略，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实践表明，自主创新是开放合作的根基，开放合作是自主创新的助力，唯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让人工智能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释放最大价值。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的辩证统一，通过国内市场的“厚度”支撑技术创新的“深度”，通过国际合作的“广度”拓展技术价值的“高度”，确保人工智能既服务于国内高质量发展，又助力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努力形成“以我为主、开放共赢”的新格局。
　　　　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项新技术的突破，在带来生产力跃升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潜在风险。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人工智能必须遵循技术演进规律，守牢国家安全底线。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多个行业的生产模式，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和风险。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领域的爆发式创新，可能引发深度伪造、信息操纵等安全威胁。在意识形态方面，大模型在数据投喂、算法训练等环节易受到操纵，出现污染投毒和算法偏见等问题；在教育科研方面，各种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人工智能辅助完成的课业和学术研究减少了批判甄别和分析研究过程，会产出更多虚假信息和学术垃圾；在生产经营方面，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易出现数据合规风险、版权侵权、商业秘密泄露等问题。
　　　　因此，人工智能发展必须做好安全可控与创新发展的动态平衡，把握好技术进步速度与社会风险承受能力的关系，既不能因恐惧风险而一味“踩刹车”，错失人工智能对生产力革命性提升的机遇，也不能因追求创新而只顾“踩油门”，让社会陷入“技术失控”的困境。唯有以安全可控为锚点，以创新发展为引擎，才能在保障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力和社会福祉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阶形态跃迁。
　　　　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协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同，既是现代化经济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机制，也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对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自动驾驶”等颠覆性技术的早期资助，我国“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对脑机接口、类脑计算等基础研究的支持，均体现了政府在“市场不愿做、不敢做”领域的补位作用。当技术进入应用转化和商业化阶段，市场则能通过企业竞争和用户反馈快速迭代，实现产业的发展、商业价值的实现和生产力的提升。例如，OpenAI的ChatGPT大模型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既受益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早期资助，又依赖微软的市场化投入与场景落地，有利于形成“基础研究—应用转化—商业变现”的闭环。
　　　　同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资源、标准体系、跨行业协同等支持，单靠市场自由发展易陷入无序竞争。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协调者”的作用，通过合理引导产业发展，解决无序发展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实现国家层面的综合效益最大化。例如，我国通过部署“东数西算”工程，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西部建设算力中心，既解决了东部算力紧张问题，又带动了西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
　　　　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产业升级的系统性、全球竞争的激烈性，更凸显了这种协同的不可替代性。我国更要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各展其长，实现人工智能的安全有序高效发展。
　　　　产业应用与社会治理的价值融合。人工智能产业化的快速推进与广泛赋能千行百业，在展现巨大变革潜力的同时，也带来多重社会挑战，社会治理日益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推动人工智能社会治理与产业应用的价值融合，是确保技术发展既服务于经济增长，又保障社会公平的关键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介入人类决策及生产生活，算法偏见、数据滥用、就业替代等问题也日益凸显。例如，有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其主导地位，对用户精准“画像”的同时，通过“杀熟”、“信息茧房”等方式侵犯消费者正当权益。又如，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取代许多传统岗位。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全球约40%的就业岗位将受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目前，大量电话销售、客服等岗位已经被人工智能替代。一些自动驾驶平台曾引发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就业焦虑与公众对行驶安全的担忧，带来舆论和社会风险。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增强人类能力的工具”，若只追求效率最大化而不加约束，会导致技术发展背离“服务人类”的初衷，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因此，必须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建立在合理的社会治理规范之上，推动人工智能在效率与公平、创新与安全、商业与民生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社会。
　　　　

雪域高原60年巨变的启示和思考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历经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西藏篇章。2025年8月20日，在西藏自治区迎来成立60周年之际，习近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率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出席庆祝活动，这是党和国家历史上的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亲切关怀。雪域高原为之振奋，西藏各族群众欢欣鼓舞。
　　　　一
　　　　西藏走上民族区域自治道路，经历了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自治区成立三个重要历史阶段。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1959年，西藏掀起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开创了西藏各族群众掌握自己命运、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1965年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保西藏各族人民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和发展机会，开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光辉历程。
　　　　新西藏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自治区成立初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党和国家给予西藏政策倾斜和特殊关怀，中央财政补助每年增长，有力保障了西藏稳定和发展。在党的领导下，西藏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特点，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人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建立起以农牧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西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逐步建立，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西藏与全国一道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党中央根据西藏实际，先后召开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制定一系列加快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持格局。改革开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从1978年到2012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从6.65亿元增长到710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75元增长到5719元，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教育、科技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一大批优秀民族干部成长起来，西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2024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6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65年的155倍，年均增长8.9%；地方财政收入达到277亿元，是1965年的1258倍，年均增长12.9%。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全区公路总里程达到12.49万公里，川藏铁路全线开工，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青藏联网、川藏联网、藏中联网、阿里电网联网等4条电力天路相继建成，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市、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万元，医疗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1年，人均预期寿命由20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72.5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区50%以上的国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2024年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9.7%，主要江河湖泊水质100%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民族宗教政策全面落实，少数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深化，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今天的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欣欣向荣、生机勃勃。
　　　　二
60年来西藏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所取得的结果；新时代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英明决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也是全国各族人民无私支援、真诚帮助的结果，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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