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巴佬冒险打工记
文/大悔忆智冰
上世纪90年代,满大街音像摊子播放着叶倩文唱的《潇洒走一回》: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何不潇洒走一回!”
暑假到省城玩,四下里也放着这首歌。
那年我到省城姐姐处过暑假,我在大街上看见一公司张贴的招人启事,就闹着玩去应聘,不想一下子就考上了!
首先,填表字迹工整美观。
其次,那公司人事部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没别的本事,但是不管你说什么,即使说的太空语,我也能用文字给你表达出来。
那人我后来才知道是人事部赵部长,高个子,像个军人,很精明的样子,也很和蔼。他叫我明天去公司见王总。
第二天,走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先看见大街旁的希望集团和地奥公司。进入旁边一条街,又走进一座大楼。上二楼抬眼一望;XX生物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我的个天,生物工程技术?我连标点符号都不懂啊!
见到王总,又是一个精明的人,不过也很和蔼,四方脸、中等个,浓眉,一看就是个当官的。
他问:会英语吗?
我撒谎说:借助工具书可以读写。
王总说:明天来吧。
原来王总是副总裁,科技管理部部长,曾经的省科委科技管理处处长,退休了来这里做。
这里是总公司,本地和海外(硅谷)有研究院,外地有分公司和工厂。
早知道这些,我是连咨询也不敢的,何况应聘!
第三天到公司上班,王总指给我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部电话。
王总的办公桌、王宇、小徐的办公桌上也都有电话。
到处看一下,保卫部、人事部、情报部、生产部、办公室、财务部、车队,每一张办公桌上都有电话,这对于我这个乡巴佬是个震撼:我们那么大一所学校,才一部电话!
老板还有大哥大——当时庞大的昂贵的手机,像一块笨重的砖!
同事们腰上都别着传呼机。
办公室有传真、打字、复印机,这也是我们学校没有的。
财务部和车队在隔壁,这边各部门之间用玻璃隔开,亮晃晃的,真像电影上看见的香港公司。
我不会电脑打字不会传真不会复印,我搞什么科技管理!
再一打听,总公司的人们都是高得吓人的学历!
第四天,全国科技展在成都开幕,王总叫我、小徐(大学教师兼职)和门卫母士洪(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姓)一道搬运展品到楼下去,然后到展览馆布展。
那个本公司工厂布局大模型真大啊,比一张乒乓桌还大,我们抬得浑身冒汗。
搬完后上小车——我平生第一次坐小车。
小徐发现车队队长派的是桑塔纳,很不高兴。
他说:至少应该奔驰啊!
王总后来听说了,也很不高兴,说:到展览馆去丢人!
我的第二桩活是到研究院搞会议记录。
面对着那些专家、教授,我感觉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面的骗子!
幸好那会不是业务会,加之我在学校除了常年教两个毕业班语文还一个人负责办公室写写画画会议记录,于是蒙混过关。
那天到研究院,车队派的奔驰,小徐很高兴。
第三桩活来了!
去记录国际微生物学年会传达报告。
公司派研究院张庭华教授和我一道前往,她是前华西医科大学教授、医生,负责给我现场翻译高深名词术语。
幸好我是学霸,听课记录是我强项。记得我读师范时初恋是宣传队的美女,到外地演出回来找汉语言文学课堂笔记抄,发现我课堂笔记最好,于是留下好印象,后来答应和我耍朋友。
我记录着那些陌生的话语,听懂的当然记得很好,实在不懂的就现编,反正衔接上。回到公司,将记录整理一番,无非搞得自圆其说,末尾特意注明是我记录整理。
殊不知交上去何总裁看了龙颜大悦,批示曰:“记录整理得好,打印发各分公司及研究院传阅。”
王总把记录还给我的时候,看了何总裁的批语,我由后背冒冷汗转为欣喜若狂!
当我的记录打完发给硅谷研究院的时候,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出任何差错了。
打印完已下班半个钟头,于是后来打字员和我发一个半钟头加班工资。
此后我和小徐外出办事,车队队长都派好车。
司机小何(何总裁侄儿)送我一本《王羲之草法口诀》。
情报部小施叫我给她写书法一幅,曰:陋室。
公司与香港某公司合作,签字仪式会标由我书写。
清华大学毕业生来科管部应聘,王总叫我接待。
王总家乡刊物发他一篇回忆录,他让我先修改。
保卫部张远游部长曾经是四川大学所在街道派出所所长,他叫我把他所破案件写出来到他儿子的报纸上发表。
可惜我辜负了张部长,没给他写。
他现在已不在人世!
他还帮过我一个大忙,我真对不起他!
我妻子也是知青,她工作的单位供销社解体,所以也跑到成都来,当时在青年路电影院卖冷饮。我白天外出办事坐小车,晚上骑着会府二手市场买的二手自行车穿过半个成都去接她。有一次她说她找钱给人家,人家坚决不要,还说“你没看见我在吃东西吗?”,竟没要她找补的钱。
我妻子对这种爱卫生的人感到不好理解,为了给她解释,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一辆大卡车在我们背后“嘎——”的一声停下来,司机高声骂道:“不要命了?”
自行车带人几次被捉住,被罚手拿小红旗等逮到下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才放行。有一次我妻子蹲在地上,装肚子疼,我就指给警察蜀黍看,说我们是急着赶到医院去的。警察蜀黍于是放行。那些常常躲在树丛里的戴着红袖标的大妈可就不这么好说话。
第二年暑假,儿子来成都。看《玩具总动员》,妻子嫌电影票贵,我们没和儿子一起看,至今后悔。
那年,我妻子在成都老是找不到好一点的工作。儿子在县城留守,寄人篱下,被老师当众扇耳光,用教鞭抽打(问他痛不痛,她老老实实说不痛,于是那根本不合格的教师加重抽打),不敢回家,两天两夜没吃饭,晚上睡大街,白天照样上课,体育课还不敢没精神。第二天晚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到我朋友家假借补习英语,问有没有剩饭,我朋友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理会。
我妻子只好回家摆摊。
我星期天给她进货回去。背上背着、胸前挂着、双手提着从荷花池批发市场进的货——图书、服装,艰难地挤上长途客车。如果乘客多,拥挤,就会更难受。
妻子的地摊不合法,镇日提心吊胆。终于有一天被地税局的人开着摩托来没收了货物,他只来得及把一件皮背心扔到公路边树丛里。我听说她当时放声大哭。
由于不忍心遭受独生子女命运的儿子再遭受留守儿童之痛 ,暑假结束,我不辞而别,停止了停薪留职回学校教书。年底,公司却给我捎来当年奖金和公司x周年庆祝活动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我在中间喝酒,两旁是生产部管生产的易工和x工(记不得姓名了)两位高工。
想起来了,照片是在公司兼职的《四川日报》记者张海波拍的。
另外,由于公司赞助高雅艺术,我得以在锦城艺术宫亲眼见到少年时起久闻大名的歌唱家如李光羲等,亲耳听见他们的歌唱;得以在省展览馆看到著名书法家的原作。
我们知青的命运,一首悲怆的《我们这一辈》已经唱得淋漓尽致。
要读书被下乡,要工作没文凭,工作了遇单位解体,要结婚得晚婚,要生育只许独生,我和妻子还要加一条:要打工得儿子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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