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提升策略（全文7265字）

“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提升策略

　　　　***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迅猛发展及社会转型的几大变革催生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使得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愈加严峻的现实挑战和困境，意识形态工作任重而道远。
　　　　一、“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场域
　　　　1992年，史蒂夫特西齐（ＳｔｅｖｅＴｅｓｉｃｈ）在《美国》杂志上首次提出“后真相”（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ｅｒａ）一词，用以讽刺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使用操纵媒体愚昧大众的低劣手段。从构词上分析，“ｐｏｓｔ－”直译意思为“在之后”，但在政治新闻领域语境中，“后真相”形容的是一种?成见在前，真相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的畸形舆论生态。2016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这两大政治事件中，众多社交媒体平台以工业化流水线模式生产、传播、散步大量误导性新闻，通过点赞、分享等病毒式传播方式掩盖主流媒体所传播的事实真相。?后真相”一词的使用量激增，成为2016年度热词。为此，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ｖｉｓ）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正式提出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Ｐ119）他认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视若珍宝的“真相”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通过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的议题来迎合大众的关切热点和情感诉求，由此挑动“情感化想象”，从而放大和强化某种观点与偏见。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
　　　　（一）真相的隐藏：依附于大数据算法的信息盲区
　　　　网络信息技术使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瞬间被成千上万的用户搜索到，并在网络中不断碰撞、重组、生成新的信息，为舆论造势创造了有力的生成条件。在信息技术的大数据时代，“算法推荐”导致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经过数据测算和精准推送的，曾经选择或者喜欢的信息被不断重复，片面、主观甚至虚假的非官方信息铺天盖地，甚至可能完全掩盖全面、真实、科学的主流官方媒体信息，导致受众在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舆论环境中，固化了既有的错误认知和偏见。
　　　　（二）真相的消解：凌驾于事实真相之上的情绪主导
　　　　“‘后真相’时代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情感、个人信念优先，理智与事实真相滞后，在判断上呈现情理倒序性的特点。”“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对立面，而是在接近真相的过程中，人们无法理性准确地判断对错，往往根据情感和情绪选择信息，遵从了“事实让位于情感，服从于价值判断”的反向逻辑，呈现出情感消解事实、情绪操纵行为的倾向。当受众的主观性成为判定信息真实的重要标准，信息是否被视为真实就取决于它是否得到了受众的情感认同。若信息传播者与受众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信任机制，受众就会认为接受到的信息是真实的；反之则不认同信息所传播的真实。
　　　　（三）真相的脱离：隔阂于不同网络空间的信息对抗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改变了传统主流媒体意识形态话语权“一对多”和“自上而下”的传播状态。在这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多种价值观争相演绎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语争夺战，弱化了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主流官方媒体的辟谣往往起到相反效果，陷入“塔西佗效应”的公信力困境中。主流官方媒体的公共领域解释力被削弱，受众便带着“质疑”转向非主流媒体寻求可以证实他们主观愿望和情感的信息，进而滋生了极端观点和非理性舆论。
　　　　二、“后真相”时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
　　　　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深受所处历史阶段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网络原住民”的新时代大学生，网络信息来源和获取渠道多；思想开放、思维活跃，对新兴事物充满热情和好奇；主体精神和个体意识较强，处事更加独立。但他们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尚未成熟，思想不够稳定，是非判断和辨别能力有待提高；生活、处事阅历、经历不够丰富，立场不够坚定，情绪不够稳定，易受外部环境和他人影响；理性意识不够强，想问题办事情有时偏重感情。“后真相”时代感性取代理性、观点先于事实的特征与大学生群体特征相契合，更容易不断放大大学生意识形态中的负面因素，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工作带来艰巨和复杂的影响。
　　　　（一）遭遇“圈层化”的话语传播困境
　　　　“圈层化”是指基于算法的聚合推送，通过追踪和分析用户的网上行为，将既定的信息呈现在其面前，使得用户长期沉溺于大量的同质化舆论信息中，由此而产“圈层化”效应。“圈层化”的传播结构，把地缘、业缘、血缘、趣缘不同的个体集结嵌套进信息技术搭建而成的社交圈层中，圈层中传播的信息都是经过筛选过滤的，由此带来信息选择的固化，从而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中。受众仅在自己特定的圈子里接收和分享信息，极易产生话语交互屏障，容易淡化并割裂与其他话语间的交流。大学生仍处于人格完善期，是自我意识和独立思维发展的高峰期，“圈层化”的传播模式将既定的信息呈现在大学生面前，使大学生在接收信息时表现出立场先行倾向，在庞大的信息洪流中偏于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并不关心事实真相，对严肃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则更为抗拒。主流意识形态传统单向性的话语传播方式被挡在信息“茧房”之外，信息无法送达至学生个体，造成群体中偏狭的观点不断蔓延甚至极化。在这种“后真相”时代场域中，以说教、灌输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教育的效果并不尽人如意，面临边缘化的危机。
　　　　（二）陷入想象式情感诉求的信任异化
　　　　在“后真相”时代，“信任共同体”是在信息渠道闭环、信息内容碎片、意见表达平台增多、受众话语权提升的互联网空间中，基于价值立场和兴趣爱好而建立起来的“想象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受众难以理性判断事实真相，反而极力寻求利于个体情感的表达空间。信任以情感或情绪触动为条件，不断以彰显自我的标签重塑“事实”，并伴随群体的情绪化表达片面地理解社情民意，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构建产生影响。
　　　　网络时代的娱乐化倾向让大学生偏爱“浅层化阅读”，不喜欢探求真伪，相比于传统严肃化、过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更倾向于人云亦云的故事情节，开始排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容易对中国国情和社会现象产生片面的、单向的、曲解的认知。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导致受众对“真相”的拟态化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主流官方媒体，大学生率先接受到群体传播的“真相”，当主流官方媒体客观公正的“真相”到来时，他们无所适从、难以判断，在错误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极易在群体盲从之中形成对主流官方媒体“对立认同”，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异化。一方面，大学生对传统主流官方媒体和公共权力机关缺乏应有的信任，导致风险无限放大，形成对公权力的“污名化”；另一方面，即使知道群体传播的信息是虚假的或不真实的，但为了迎合朋辈群体的情感诉求而选择盲目信任。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这种拒斥公共信任及其价值共识的现象，也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三）

............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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