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是如何产生的?
魏晋玄学形成有两大原因。其一是政治斗争背景。东汉末期,官僚士大夫与宦官集团形成两大政治集团,因宦官得势而专权跋扈,士人集团遭到残酷打击、禁锢,找不到出路,因此借老庄思想而批评时政,主张改革,这是形成玄学形成的政治背景。

其二是学术自由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典趋向世俗化、说教化,许多经学家为了一句话一个字而皓首穷经,形成了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加之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三纲五常的千篇一律,逐渐地将儒家学说模式化、格式化,失去生命活力,士大夫们试图从枯燥的儒家经典注解中解脱出来,别无选择,于是远离政治舞台,转向老庄学说,从那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开启了“谈玄论虚”的思潮。
“魏晋玄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学术需求之下产生的。自此,一股强大的、以“祖述老庄”立论的“玄学”之风,渐成浩荡之势,掠过南北朝、隋唐,直抵两宋,而至于今日,这就是影响中国1800多年的“玄学”思潮。

与其说玄学是道家之学,不如说是儒家汲取道家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但是,玄学并非道家之学,而是以儒解道、以佛解道的一种全新思潮。从这一思潮的发起者、注解者群体,以及注老、解老的思想倾向而言,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儒家士子们厌倦了繁琐的儒家考据学风,转而吸收老庄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思潮,或者说是儒家不甘现状而寻求心灵解脱的新尝试。
历来的《老子注》,没有比王弼的《老子指略》更有影响力,看看王弼的注老思想便知道,他以“易”会通孔、老,以易学“寂感”说为圣人观,将老子、孔子和《周易》三系的不同圣人观,统一于他们所建立的“玄学”体系之中。他的《老子指略》带有明显的“以易解老”和“以儒解老”的痕迹。

南北朝时期,王弼、何晏、郭象等人倡导的这一学风,影响了庄学、佛学、易学、两宋理学,直至当下,时间跨度长达1700多年。
从全真道的角度来看,“易道”“儒道”“佛道”跟老子之道是一致的,王重阳就说“三教从来一祖风”。这从宗教的合流,三教的教化源头和教化目的而言的确如此。但是三家的“道”还是不一样的:“佛道”讨论的是空道,易道讨论的是“阴阳”化道,儒道讨论的是礼道,而老子之道阐述的则是自然之道,是“有物混成”的实道。从各自的作用效果来看也是不同的:易道在于操作,佛教、礼教以及道教在于教化、开悟,而老子之道既论述和佐证道理,同时也论述方法途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入世之学、经世之学。
许多人先入为主,沿袭着三教合一的思想,或以玄解老,或以儒佛解老,以《易经》思想解老,把老子之道解读的玄之又玄,神秘而不可知。

本文没有否认三教解老的贡献与作用。但老子写的是《老子》(或《道德经》)而非道德天尊的《太上老君感应篇》,是思想而非教义。所以,以儒家的仁义礼,佛教、道教的慈悲情怀来解读《老子》,都会削足适履,都解不通老子的“道”。
佛教在东汉直到魏晋时期,其工作重点都在译经和释义,其“空色”的前身就是“无有”。南北朝时,佛教加入“玄学”讨论,并逐渐取代儒家,成为后期玄学主力,佛学思想也渐渐从当初的“方仙道”独立出来,“无有”也演变成“空色”,并形成自己的独特概念而不同于老子的“有无”。但佛家的“空”强调的是事物之虚幻不实,而老子的“无”不是“不实”,乃是“万物之始”。
主张三教圆融者会说自己“解老”解得通,是的,他说的也对,因为他用的是玄学观点,玄学无须逻辑自洽,只要能表达练养家的主观意愿即可。

所以,自魏晋玄学以来,所有解读《道德经》的注家,由于受玄学思想的影响,鲜有不以易解老,以儒解老的,也鲜有不把老子思想引入虚空玄幻的,王弼、郭象、竹林七贤、苏辙、憨山大师等等如此,当代的陈鼓应、南怀瑾、王德峰、傅佩荣、余秋雨等等,也如此。
本文没有否定历代注家解释的意图,本文要表达的是:各家解释都有先入为主、“各取所需”倾向与演绎。正如庄子所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古之道术就是这样“为天下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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